译者是翻译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无论是对原文的理解，还是对译文的再创造，都需要译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然而，在翻译理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一直未得到译界应有的重视。在传统的原作中心论的影响下，译者的文化地位被边缘化。无论是中国传统译论中的“信、达、雅”标准，还是西方的对等理论，都视译者为隐身，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当避免掺入个人的主观色彩，避免表现自己的个性，做“传声筒、透明人”，一切以原文为归依，唯作者是从。其任务就是在不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情况下达到译文与原文的全方位契合。这一理论不但抹杀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及创造性，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限制了翻译事业的发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文化转向研究方法在翻译领域中的应用，人们不再满足于对语码转换过程的微观分析，而是将其置身于宏观的社会、历史、文化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从而使翻译脱离了肤浅的语码转换层面而成为跨文化交际活动，译文不再是对原文文本的照搬，而是译者与文本间交流与对话的结果。在此过程中，译者的主体地位得到认同并逐渐凸显。本文拟从阐释学的视角，对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发挥做一探讨。阐释学是西方哲学的一个分支，是一门探讨理解和解释的科学，它经历了从神学阐释学、一般阐释学逐渐发展到现代哲学阐释学的漫长过程，并在此过程中与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众所周知，任何翻译过程都离不开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海德格尔的先结构理论，伽达默尔的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等核心理论，开拓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乔治·斯坦纳则将阐释学理论与翻译过程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将翻译过程分为四步：信任、进攻、吸收和补偿。在这一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选择原文、决定翻译策略、能动地理解、能动地表达并寻求与原文达到平衡。鲁迅的《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杰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学价值。小说自发表之日起便引发巨大轰动，其主人公“阿Q”已成为世界文学长廊中的经典形象。与此同时，《阿Q正传》的翻译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也成为译界关注的焦点。自其问世以来，先后有多位译者对其进行过翻译、解读，其中较为成功的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及WilliamA.Lyell的译作。三者分别受中西文化浸染，其“视域”不同，“偏见”不同，故而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方式不同，译文的风格和效果也不同。有鉴于此，本文将阐释学中的“偏见”、“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作为理论武器，对《阿Q正传》的两个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探讨了在理解和表达过程中，译者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生经历及其它主体意识对翻译材料和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以及所导致的不同的翻译效果，从而肯定了译者主体性和操控性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