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作为一位集艺术家、文学家等身份于一身的现代知识分子,其才智、品性、学识为世人所敬仰。20世纪90年代,一些传记家开始为林徽因立传,林徽因逐渐进入当代人的视野。同时,随着影视剧等大众传媒对林徽因的传播,社会上掀起一股“林徽因热”,林徽因被大众熟知。传记家瞬时捕捉到读者的阅读心理与林徽因本身所具有的立传价值,泉涌似的开始为林徽因立传。“林徽因传”的创作一直延续到当下,20多年来,产生了40余部形式多样的传记作品。从现有的“林徽因传”的出版数量来说,已具有研究的厚度,但对“林徽因传”进行研究与批评的学术文章却相对薄弱、零散。因此,对“林徽因传”进行整体观照尤有必要。本论文以“林徽因传”为研究对象,分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作为研究的初探,主要界定了“传记”和“林徽因传”的概念,梳理了“林徽因传”的研究现状,探讨了研究的可能性、研究方法及价值。正文分五章进行系统阐述。第一章主要探讨“林徽因传”生成的文化语境与传主的被选择。新时期以来传记写作新趋向的文化语境为“林徽因传”的写作提供了现实基础。首先,自由话语权下,传记写作灵活化,林徽因等女性身份的知识分子渐入传记领域;其次,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对文学回归人学的呼唤热潮高涨,传记作为写人的文学,承载起对人文精神的追寻,而对文化人格坚守的知识分子就成为传主;最后,传记消费性逐渐凸显,呈现出商业化色彩。此外,在复杂的文化语境下,林徽因作为传主之所以不断地被叙述,也与其多重身份交织下的独特性有关。这种独特性表现在:双重教育熏陶与传奇情感的女性身份;“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的“组织者”身份;建筑学家兼文学家的文化身份。“林徽因传”的生成正是这内外两个层面双重互动的结果。第二章从宏观上把握“林徽因传”的出版与形态。笔者从传记出版与传记形态论的角度切入,对“林徽因传”创作的轨迹进行勾勒,即从90年代浮出地表到新世纪以来渐次升温。这种阶段性在内容方面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从史料的钩沉,辨伪到消费性的凸显。此外,在20余年的创作里,由于受到市场化与读图时代的冲击,传记在出版样态上呈现出多元性,从个人传到集体传,从文字传到图画、影视传,从史实研究类到故事消费类,多种传记样态并存。第三章从微观上透视消费逻辑支配下“林徽因传”的文本特质,以个案进行例证性阐释。本章以“林徽因传”创作的时代即消费时代为背景,依据不同身份的传记写作主体在消费逻辑思维的支配下的价值取向为指标,通过文本细读与比较分析,抽离出不同版本的传记所具有的最典型的特质,即“学术性”、“消费性”、“科普性”。第四章探讨“林徽因传”书写的得失。通过前两章对“林徽因传”的宏观与微观的把握与透析,我们能够对“林徽因传”创作的得失有清晰的认识。从林徽因生命历程的完整勾勒到多元立体化形象的重构都表明“林徽因传”已取得一定成绩,为林徽因的再研究提供基本的史实。然而,其创作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这集中表现在模式化的创作倾向;过度凸显林徽因的女性身份所造成的身份倒错与叙述的偏移以及过度想象造成传主的失真。第五章对“林徽因传”的现状进行反思并透视其对传记写作的启示性。在整体把握了“林徽因传”的创作得失以后,进行回顾与反思,为“林徽因传”的再书写提供进路与空间。此外,“林徽因传”作为传记个案研究,也为其他传记的书写提供了一点启示性,即在消费语境下传记家要坚守“传记家的誓言”的写作伦理,以合理的想象与推理对传主形象刻绘,从而实现传记对史实性、文学性与市场性的兼容。结语部分主要是对消费语境下传记书写的展望。传记书写作为写人的文学,要展示传主最人性的一面,体现其人格的复杂性和形象的立体化,尽可能使“文本主体”与“历史主体”相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