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开展赛外突袭兴奋剂检查的必要前提,反兴奋剂行踪规则在全球体育界中得到了广泛的遵守。但该规则涉及对特定运动员大量行踪信息的获取,因此自其诞生就饱受合法与否的争议。质疑行踪规则合法性一方认为规则侵犯了欧洲法律框架下运动员享有的隐私权等权利,反兴奋剂组织一方则以“体育例外”原则和合同自由原则为依据,认为行踪规则不需要受相关法律的约束。然而“体育例外”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持续不断遭到挑战,运动员与行踪规则实施方的地位并不平等,这让反兴奋剂组织的反驳并不具有说服力,对行踪规则合法性的质疑也因此甚嚣尘上。在法学理论中分析一项规则是否合法,或是诉诸形式来源,或是讨论内容正确与否。行踪规则属于《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简称“条例”）及相关国际标准的内容,但由于条例本身不具备法律效力,这阻碍了行踪规则的形式合法性论证进路,因此对行踪规则的合法性分析只能以内容是否正确为依据。内容合法性论证中的“法”既包括自然法也包括实在法。从自然法的角度来看,行踪规则要求运动员提前安排日程以报告行踪信息,侵犯了运动员对生活安排的自由权。但这种基于公共利益的维护而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是符合比例原则的,所以行踪规则是合法的。从实在法的角度来看,由于行踪规则由条例签署方在不同地区分别实施,涉及到的具体法律十分繁杂,因此无法一概而论。欧洲人权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结合比例原则的理论认定行踪规则合法,这对其他地区司法机构在具体法律下分析行踪规则合法性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我国国家反兴奋剂中心作为条例的签署方,需要承担确保行踪规则在国内实施的义务,但行踪规则与《民法典》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有冲突的,所以应尽快在法律层面确定行踪规则以缓解其与运动员权利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