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中国文艺作品中一直不乏艺妓形象的出现,但在国内美术史领域内,鲜有专门以美术作品中的艺妓形象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而以中国美术中的艺妓形象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更是完全缺失的。古代美术作品中的艺妓形象,与文人雅士的生活习惯、道德情操乃至思想境界具有莫大关联,并不能被简单的归为庸俗与色情的图示化。因此,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画家笔下的艺妓形象上,探索二者之间的联系及其对艺术活动与艺术作品的直接影响。明代文学创作中涌现了不少以描写艺妓形象为主的文学作品,在美术领域里,吴伟、唐寅等人更是以频繁描绘艺妓形象成为开拓仕女画范畴的杰出画家,及至晚明,秦淮八艳的诞生使得艺妓群体首次被抬高到了文艺中的顶峰地位。在这个基础上兴盛起来的晚明艺妓文化对后来晚清民国的艺术发展中出现的艺妓题材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晚清以后,国运的衰颓使得改琦、费丹旭、任伯年等画家在创作中不断追慕晚明先驱,同时又在新的环境下面对转型后的艺妓群体给予出新的艺术反馈。当文人阶层的社会主导地位让步于官僚和资本家后,他们对于艺妓的态度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画家笔下的传统艺妓形象逐渐转变为更具公众娱乐性的女明星形象,同时也宣告了传统文人艺妓情结的湮灭。本研究尝试以改琦、费丹旭、任伯年、吴友如、月份牌作者和张大千等代表画家对女性形象的艺术创作为线索,于当中提取出具有艺妓形象或近似形象的文本作详细分析,解读各人笔下最具典型意义的艺妓题材,并概括出艺妓形象的历史演变过程,探究其背后所蕴涵的文化意韵和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