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易》学著作主要为《易解》十四卷(其熙宁年间的改定本称《易义》，编为二十卷)。此外，在《临川文集》中还有《易象论解》、《卦名解》、《易泛论》、《九卦论》、《河图洛书义》(此文一说为陆佃所作)、《大人论》、《致一论》等单篇存留。这些单篇与《易解》共同构成了王安石《易》学体系。 王安石撰写《易解》，大约在宋仁宗宝元至嘉祜间(1038—1063)，历时二十馀年。到熙宁年间，王安石又对《易解》进行了多次修改，并将《易解》的“新改本”更名为《易义》。此后，旧本《易解》与新本《易义》同时流传。大致到清朝乾隆年间，王安石《易解》佚失。笔者钩沉辑佚，辑得265条散见于各书的《易解》佚文，汇编为《荆公易解钩沉》。尽管这些佚文大约仅相当于《易解》原书十分之一的数量，但却是研究王安石《易》学不可或缺的基本文本。 王安石治《易》，坚持“人更三圣”之说，认为《周易》成于伏羲、文王、孔子。但他却并不因此而盲目迷信圣人，其拟圣之作——《易象论解》和《卦名解》的撰写，就是出于对《周易》的《序卦传》和《杂卦传》不满。其“用九”之说，也体现了他标新立异而又言之有据的治学风格。 王安石治《易》，在承袭王弼《周易注》讲求义理的基础上，也重视汉学的训诂手段。但他绝不像汉儒那样，只是从文字到文字。他释字注重言简意赅、古朴典雅，不取汉人训诂繁琐、引经据典的方法，亦不用《周易口义》中胡瑗那种白话式的释字方法，而是藉训诂开新意，在坚实的训诂基础上对《周易》义理做进一步的解说和发挥。 王安石治《易》，对“观象”也极为重视，与程颐治《易》全不“理会”内外卦的路数迥然不同。这种因早年治《易》而形成的《易》学特殊思维方式，对王安石晚年撰写《字说》的影响很深。王安石将其“观象”之法运用于《字说》的撰写之中，以“会意”之法取代汉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六书之法，对汉字进行解说。 王安石《易》学，以文字精绝见长，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力。程颐曾经说过：“若欲治《易》，先寻绎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贯。馀人《易》说无取，枉费功。”朱熹也曾说过：“《易》是荆公旧作，却自好。《三经义》(《诗》、《书》、《周礼》)是后来作底，却不好。”这说明，这两位理学大家对王安石《易解》研究方法和基本学术价值大体上是肯定的。当然，对于王安石在《易解》中所 摘要................表达的一些政治观和宇宙观，程颐则颇不以为然，对其也提出了话难。 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及其门人弟子共同创立的具有较完备体系的新经学流派。《易解》作为荆公新学的基础和起点、《易义》作为荆公新学发展鼎盛时期的重要学术思想组成部分，与荆公新学的形成、发展、成熟、鼎盛、衰落相始终。完全可以说，《易解》或《易义》与《老子注》、《淮南杂说》、《三经新义》、《字说》等著述一起，共同构筑了荆公新学体系。 另外，《周易》在儒家经典中有着独特的哲学架构和内涵，在宋代，无论何人要想创立其学术体系，不以《周易》作为哲学支撑，那他就难以真正形成大气候。在宋仁宗庆历、嘉枯之际，王安石以作《易解》、《老子注》、《淮南杂说》而崭露头角、名动天下。其中，《易解》、《老子注》对王安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老子》重出世而富于智慧，《周易》重进取而多论变易。对于主张经世致用、目睹庆历新政失败的王安石来说，《易解》的撰述与其改革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是到了王安石执掌权柄的时期，《易》学也是王安石推行变法的有力武器。因此，本文在附录中也有两个单篇，对王安石《易》学与其早期世界观、方法论和以及其政治思想的关系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