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要讨论通俗小说在50-70年代大陆中国文学中的处境。“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所催生的“新文学”，在很长时间里是把清末民初滋生繁荣的通俗小说作为对立面的。在20世纪的20-40年代，新文学阵营对通俗小说的批判持续不断。不过，在抗战开始到40年代，由于特殊的社会文化情势，以及文学自身发展遇到的问题，新文学与通俗文学（通俗小说）之间的对立出现某种程度的缓和，部分作品之间的相互渗透也表现得明显起来。同时，在中共控制的根据地和解放区，又诞生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新型的“通俗小说”。在40年代后期开始建构“新的人民文学”的转折中，如何对待这些不同文学“成分”，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成为重要问题之一。本论文尝试对这些问题，对当时发生的一些重要现象、事件，以及通俗小说在50-70年代发生的“流变”，做出初步的描述，以期从“雅”、“俗”关系的方面，来把握当代文学这一时期的特质与面貌。　　绪论部分，讨论80年代以来有关通俗小说研究的状况，说明本论文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和试图解决的问题，以及研究选择的视角、方法。　　第一章主要讨论通俗小说在40年代的情况。一方面，在抗战中通俗小说出现趋于“高雅”，重视文学社会参与意识与功能的“新文学”化倾向，另一方面，“新文学”阵营对通俗文学的对立、批判姿态也有所缓解。论文通过40年代“张恨水道路”的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描述通俗文学和新文学之间在40年代出现的一种新的关系。　　第二章考察40-50年代文学转折期，通俗小说在“当代”的可能性的种种探索。对于逐渐取得文学主导权的左翼文学界来说，由于政治、社会的原因格外重视大众文学的实践，因而在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在探索多种与通俗小说有关的大众文艺实践的方案中出现诸多的矛盾、冲突。这包括对解放区“新型通俗小说”作为理想大众文学蓝图的肯定;40年代后期在香港展开的有关“方言文学”和小说《虾球传》的讨论;1949年《文艺报》主持者试图改造“旧的连载、章回小说”以纳入当代文学组成部分的设想;“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讨论和对萧也牧创作倾向批判所传递的否定以城市市民阶层为读者对象、具有消费型功能的通俗小说存在的信息;等等。　　第三章讨论50年代通俗小说被“规训”的情况，特别是50年代逐渐完善的出版法规的制定，与文学刊物、书籍出版发行制度的确立，如何动摇通俗小说存在的基本的物质条件，以根本的、隐蔽的方式有效的制约通俗小说在当代的发展。这一章还讨论了通俗小说（不仅是以言情、武侠、侦探为主要类型的通俗小说，也包括解放区发展起来的“新型通俗小说”）在五六十年代的处境。同时，也考察了不同类型的通俗小说作者在这一时期身分、存在方式的变化及不同程度的边缘化现象。　　但是，不管从当代文学所要承担的任务，还是从存在着数量庞大的读者群的角度看，通俗小说这一文学“类型”不可能完全消失或完全被放弃。这一“类型”的某些“元素”，作为重要的构造成分，被吸纳到不少小说文本之中，甚至出现某种可被称为通俗小说的“替代类型”的文本。第四章主要考察的是这种“元素”融合和“代替性”类型出现的诸种情况，和这一情况对通俗小说艺术成规、文学史定位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