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当代重要的政治性事件,“文革”在当代文学叙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作家选择将“文革”作为其叙事背景时,可以发现对于这个特殊的时期,一直有一个很稳定的因素存在于其中,就是带有“文革”特色的革命话语——口号。如果说当代文学是“文革”记忆的重要载体,那么“口号”就是串联文学与记忆的纽带。对于作家而言,“口号”的记忆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可以成为他们历史记忆的出发点,不同只是在于作家背后文化心理的区别;对于作品而言,“口号”作为有强烈政治倾向的语言,有着强大的符号表意功能,它与日常语言之间形成的张力也构建出了“文革”题材文本的艺术表达。本文正是建立在作家的“文革”记忆之上,第一章首先阐释了口号的在文革叙事中的基本表达方式,将文革叙事中的“口号”分为用言语表达出来的口号和用文字表达出来的口号,具体而言,“口号”在文革叙事中常常以“大字报”和“革命歌曲”等载体呈现,它们是形式上的具化表现,又拥有着更为个性的表达特征。第二章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口号”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自然拥有能指与所指的表意功能。在文革叙事中,这种表意首先体现在符号的分节上,符号的不同形式会导致对象的不同分类,不同的口号也会在表意上指向不同的人群,造成有关人物身份的等级划分,从这个意义上,形成了口号分节的表达效果。其次在符号的“真值”上,依靠人物所说出的“口号”游离在诚信和非诚信的表达间,从而形成了自我与本我之间的梳理。最后在符号的修辞上,反讽成为文革叙事中“口号”的主要表意手段,通过陌生化的处理反映出不同作家的文本期待。第三章从时间上看,以1985年刘再复发表《论文学主体性》和1993年人文精神大讨论为节点,将文革叙事分为三个时期:1976—1984年,1984—1993年和1993年至今。通过不同时期的文革叙事的特征梳理出文革“口号”的在不同时期所侧重的表达对象,在经历了“口号”从“苦难的制造者”到“丑陋的中国人”口中的侧重表达后,在1993年后开始走向叙事个人化的方向。而针对不同人物所发出的“口号”也可以发现作家历史观由“进化史观”到“存在处境”的转变。第四章在空间上选取了三个比较典型的空间,首先是在公共空间下的批斗会空间,“口号”在以批斗会为代表的公共空间下,其发生的状态与权力的集中程度有关,在这种关系下,空间成为“口号”运行权力的中介与工具。其次是私人空间下的家庭空间和身体空间,具有公共景观特征的“口号”进入家庭空间,造成了家庭空间内在秩序的错乱,而更为私密的身体空间甚至变成了一个储存“口号”的场所,“口号”在身体空间内运作最终导致的必然是信仰缺失的结局。最后从“口号”的书写策略上看,“口号”书写的背后是书面的“口号”和日常的“口号”之间的博弈。这隐藏着两个维度,一个是作为文学语言的“口号”和作为日常用语的“口号”之间的区别,另一个则是“口号”背后民间文化和政治文化之间的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