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翻译研究的历史,笔者发现四种“中心论”研究范式(包括“作者中心”,“文本中心”,“读者中心”,“译者中心”)的历史演进,占据了翻译研究史的半壁江山,也深刻揭示了研究范式的交锋与更替。无论哪一种“中心论”研究,强调的都是狭隘的个体主体性,忽视了个体的社会属性和其他主体的作用,因此一度陷入逻各斯中心主义。众所周知,翻译从来不可能在任何一个主体设定的真空中进行,主体间的关联也不是静态对立的,而是在对话中彼此影响,动态互补的。对话理论是巴赫金思想的精髓,与“中心论”相反,对话理论关注他者、关注对话双方的平等地位、关注对话的永恒性和未完成性。翻译,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可以理解为作者、译者、读者、发起者、赞助人、批评者等共同参与的以文本为题的一场多重互动对话,这些对话贯穿于翻译过程的始终。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及其翻译作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大多数均是在其文本与译本对比分析层面研究,对其翻译过程研究的学者实属凤毛麟角。因张爱玲兼具作者和译者的双重身份,因此对她的翻译过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张爱玲的中篇小说《金锁记》自出版之后在上海及国内轰动一时,广受赞誉,然而其自译英译本在国外却屡次碰壁,几乎无人问津。本文在前人对翻译过程研究的基础上,对翻译过程重新定义,从对话理论出发,以张爱玲备受关注的自译作品《金锁记》为例,分析张爱玲的自译过程中不同阶段所发生的对话,以及这些对话关系对不同翻译过程产生的影响或指导作用,以期解释张爱玲的译法及其作品在美国搁浅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