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近代汉语官话以北京话为基础形成的,但近年来不少学者发现19世纪中期汉语的基础方言由南向北转移,在当时的官话系统中有不少南方官话的痕迹。转移之后的官话系统也就是现代汉语普通话系统的初始面貌。基于此,前人学者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正在一步步梳理近代汉语官话的面貌,这给我们很大的启发。19世纪域外官话文献的发掘为近代汉语官话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这些文献不仅真实地记录了当时语言的使用情况,还用注音记录了文字的“时音”。与国内“无声”的文献相比,域外文献具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本文拟以域外文献为考察材料,语气词为研究对象,并与汉语域内文献的研究成果进行比对,从内外两个方面推测出19世纪官话语气词面貌。对一些特殊语气词的来源和其发展历程进行考察和梳理,进一步认识通语中语气词的发展演变。语气词是汉语重要的情态范畴,与语音的关系非常密切。19世纪是语气词系统高速发展的时期,既有对之前语气词的继承和发展,又产生出了新的语气词。利用19世纪域外官话文献研究语气词,不仅可以利用“时音”结合鲜活的语料梳理出早期以北京读音为标准音的通语语气词系统的初始面貌,同时可以找到由于基础方言转移造成滞留在官话中的南方语气词的例证和依据。本文以语言事实为基础,采用多角度对比的方法对19世纪域外官话文献中出现的语气词从语音、字形、功能进行探讨。在描写的基础上,结合注音考察这一时期语气词的语音演变情况,对现有的语气词衍生理论,如“合音说”“弱化说”等进行验证和反思。本文一共包括七个部分:第一章绪论,介绍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及方法以及语料说明,明确将考察资料分为三类:南方话资料、官话资料、北京话资料。由于选取的对象是域外文献,为了排除非母语者的语言习得差异,本文也选取了与域外文献对应的同时期的国内文献进行对比确认,以保证语料的正确性。第二章首先介绍域外人士对汉语语气观,并从字音、字形上初步确立文献中的域外官话文献语气词系统、域外南方文献语气词系统以及域外北京话的语气词系统。通过域外文献的读音、字形可以将这一时期的语气词分为四类:一是同一语气词由于读音变化造成不同的书写形式的语气词,如“麽”“吗”、“啊”“呵（吓）”等:二是读音开始变化,存在形音错乱的情况的语气词,最突出的是“了”（liao）;三是,与现代汉语的读音不一致的语气词,如“呢”（ni）等;四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了一字多形现象,如“着”“著”、“麽”“么”、“罷”“吧”。第三章、第四章依据句法位置将语气词分为句末语气词和句中语气词,分别从陈述、疑问、祈使、感叹及主位标记、准主位标记和非主位标记的功能上对这一时期官话文献中的语气词进行描述,勾勒出了当时语气词的使用情况。其中针对句末语气词,本文将其细分为单用语气词和连用语气词,单用语气词根据音节又细分为单音节单用和多音节单用。在描写各语气词功能的基础上与同时期南北（域外、国内）文献作对比,找到官话文献中比较特殊的语气词,同时以附论的形式将个别语气词在官话文献中没有收录而国内文献中有实际用例的情况梳理出来。第五章是针对官话语气词系统中比较特殊的“咯”系和“喇”系语气词进行个案分析,其中“咯”系语气词是考察的重点。通过官话文献与粤语文献中“咯”的用法对比,本文认为“咯”是从南方官话进入官话系统的语气词,来源于粤语。“咯”在北传的过程中失去了塞音韵尾“K”,与同音语气词“啰”合流之后势力强大,最终进入到了官话系统中,成为19世纪官话文献中常见的语气词。随后受到同类功能语气词“了”的挤压退出了通语系统。粤语中的“咯”最初来源于实义动词“落”。官话文献中的语气词“喇”字形受到了粤语文献的影响,但实际的功能兼具有南方话中的“la”与北京话文献中“啦”的功能。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与西人学习汉语时最先接触粤语有关。第六章对19世纪官话文献的语气词系统进行整体分析。通过使用频率和文献的普及度找到各句类中语气词的认可度,通过与同时期的南北方文献对比,根据相似度的高低找到官话文献中各语气词的地域倾向性。最后,对19世纪末语气词系统的特征进行归纳。第七章总结了全文的主要结论及创新之处,同时指出了文章的不足及今后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