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中,关于“父亲”的想像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略。先是张承志、张炜的“父亲”想像,他们笔下的“父亲”主要是精神引导者的形象,更多的具有抽象意义上的象征符码作用。到先锋小说家的作品里,“父亲”则成了被“审”和“弑”的对象,莫言、洪峰开启了“自暴家丑”的先河,率先将“父亲父辈”暴露在太阳底下,其后,余华则以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将“父亲”彻底送到了“敌人”的队伍里,成为被颠覆和打倒的对象,“父亲”的神坛因之陷落。然后是 1990 年代,以“新生代”作家为主,重新对“父亲”作了属于这一个特定时代的想像,他们把“父亲”从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解放出来,让他们回归到平凡的欲望的肉身,“父亲”们在这批作品里开始了作为“人”的日常生活,这方面代表的作品主要有朱文的《我爱美元》、吴玄的《西地》,以及莫言的《野骡子》等。最后是本论文着力论述的部分,即世纪之交的“父亲”想像。 从 1990 年代中后期到 21 世纪初几年中,出现了一批以“父亲”为描述对象的小说,包括电影。比如小说须一瓜的小说《海瓜子,薄壳的海瓜子》、徐静蕾导演的电影《我和父亲》、东西的小说《我们的父亲》、艾伟的小说《寻父记》、墨白的小说《父亲的黄昏》、魏微的小说《寻父记》等。在这些文学艺术作品中,体现了相近乃至相同的“父亲”想像:对“父亲”的宽容、怜悯和理解,并且显示了不同程度的忏悔和救赎意识,甚至于不乏有将“父亲”神圣化的努力。这是新时期以来的“父亲”想像的新动向,也是“父亲”想像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抽象的象征符码到感性的、具体的“人”;从高高在上的“精神之父”到回到大地上的欲望的肉身;从被仰视到被俯视到被平视,及至重新出现了被仰视的趋势。而这种仰视的“父亲”想像,却是有别于张承志、张炜等人的想像,它根源于作家和这个时代对“父亲”意义的重新发现,寄托了不同程度的忏悔和救赎的愿望,并为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