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国新《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和第七十七条增加了一项“明显不当”作为撤销行政行为或者变更行政行为的审查依据,但无论是《行政诉讼法》本身还是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都没有对“明显不当”这一概念进行具体的释义,导致其内涵不明确,外延边界不清晰。另一方面,从明显不当行政行为的性质来看,学界学者们的观点也是百家争鸣。有的学者认为“明显不当”同“滥用职权”、“显失公正”一样,已经超越了行政裁量合理性的界限,性质上认定为是一种违法行为;不过也有学者反驳,其认为明显不当行政行为不构成违法行为,但是存在合理性问题。综合分析后,笔者认为“明显不当”属于形式合法,实质违法的情况,“明显不当”只是趋近于违法的边界,正处于合法与违法之间的临界点,只要没有超过“合法”的临界点,形式上就没有违法,意味着行政主体没有违反法律的明确规定,仍然是在合法的行政裁量范围内作出的合法但可能明显不合理的行政行为。鉴于行政法治的需要,拥有扩张性这一特性的行政权必须受到规制,以维护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保障政府公信力,故而加强对行政权的制约与监督刻不容缓。司法审查作为一种外部监督方式,能有效改善行政主体自我监督乏力的状况。然而,由于“明显不当”立法上概念的模糊和性质界定的分歧,导致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明显不当”这一审查依据时出现标准不统一以及适用方式不一致等问题,法院完全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审查标准和适用方式,并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积累和实践经验去判断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构成“明显不当”,个人的主观随意性大,这就有可能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有碍于司法救济效果的最大发挥,不利于加快推进我国法治化建设的进程。因此,为解决以上问题,需要明晰明显不当行政行为的具体涵义,规范“明显不当”这一审查依据的适用范围,建立统一的司法审查标准,同时也要不断完善行政案例指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