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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呈爆发式增长态势,并经由国别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对各国的金融体系加以影响。我国的金融体系正处于深化改革的中期,从目前的情形来看,由国有、股份制、城市、农村各类别的商业银行组成的我国商业银行系统,仍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自2001年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以来,国际资本的流入积极地促进了海外贸易,提升了产业格局,并协助个别行业脱离了资金匮乏的困境。得益于资本项目的管制,我国在东亚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中并未遭受严重的冲击。然而,顺应资本账户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必然趋势,国际资本进出我国的规模和速率将越来越难以预测。现存人民币结售汇的外汇管理制度,加之2006年以来外资银行大范围开展人民币业务,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业务高速增长,外汇头寸和信贷资产也不断扩大,商业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因银行内部结构上、管理上的问题以及基本面的波动不断地积聚,蕴含了一定的流动性风险、信贷风险和外汇风险,金融体系也面临着来自国际资本的考验。在上述背景下,以国际资本流动为突破口,分析我国近年来商业银行整体的脆弱性,可为当局制订具有国际化视野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参考,颇具现实意义。
全文第一部分论述银行脆弱性的理论基础。Hyman.P.Minsky开创了金融脆弱性的理论研究。就银行脆弱性的概念而言,依据银行业金融机构是金融体系的一个分支,之后的学者对已有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关于银行脆弱性的表述可划分为宏观与微观两种角度。前者涵盖了Fish的负债-通货紧缩理论、Minsky的金融不稳定假说、Kregel的安全边界说等周期性观点,以及Friedman的现代货币数量论、Brunner和Meltzer的货币存量增速论等货币学派理论。后者则以Diamond、Dybvig的银行挤兑模型,Akerlof、Stiglitz、Weiss等经济学家的信息不对称模型为代表。从这些理论中,可以总结出银行脆弱性的内涵,即:外部冲击下银行内部问题暴露并产生一系列不良表现,对宏观基本面造成负面冲击,甚至引发经济危机。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笔者通过梳理大量文献,归纳了国际资本流动作用于我国商业银行体系脆弱性的三种机理:直接地反映于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与结构;间接地通过利率、汇率、资产价格波动等渠道传导;以及由单一商业银行向整个银行体系的传染效应。其一,宏观经济预期向好时,国际资本的流入会扩充商业银行的本外币存款来源,继而通过货币乘数效应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与存款负债相对应的信贷资产变得更加充裕,会使商业银行意图全面扩大贷款规模,此时商业银行便要承担未来经济下行国际资本流出的风险。其二,利率方面,我国商业银行普遍采取短借长贷的经营方式,国际资本流出引起的利率上升反而会被其负利率敏感性缺口消化,、造成银行净利息收入的下降,还会通过改变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增加银行潜在的再投资风险,促使银行的服务对象转向其他渠道融通资金。汇率方面,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吸引着国际资本的进入,反过来又推高了人民币币值,出口导向型企业会因为商品服务价格的上涨,面临销售遇阻,资金链衔接不畅等问题,延迟归还甚至难以归还商业银行的贷款;即使央行可以通过吸收外汇的方式稳定人民币币值,但因此增加的巨额外汇储备和过度饱和的货币供给也会给银行体系带来新一轮冲击。资产价格方面,我国2005-2008年股市暴涨和近年来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等现象,也与短期外资的大量涌入息息相关。资产价格的频繁变动增加了商业银行在抵押品估值上的操作难度,对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十分不利。其三,脆弱性不仅产生于某一个体银行,还会通过后续的相互传导,作用于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清算系统在为银行之间的资金借贷提供便捷通道的同时,也可能充当危机传染的帮凶。同理,公众对某一经营失败的银行失去的信心,也可能转变为对整个商业银行体系的担忧,恐慌的心态会使其采取极端的挤兑行为来保障资金的安全,将其他商业银行卷入危机。在上述机制的基础上,本文结合2013年以来美国逐步退出QE步调下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体系已出现的各种问题,提醒我国的商业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必须做好应对。
为反映我国目前的国际资本流动的真实面貌,本文的第三部分从国际收支平衡表出发,顺次介绍了经常账户下的国际贸易与服务、投资收益、经常转移,资本与金融账户下的直接投资、外商证券投资及国际借贷等项目差额与具体构成所呈现出的外资流动详情,并通过数据整理发现,资本与金融账户下的国际资本流动更易在短期内频繁波动,为实证研究的变量选取提供了现实依据。
在第四、五部分的实证研究环节,本文遵循逐一解决问题的思路,首先对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脆弱性进行了评估。对此,本文在回顾学界已有测度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反映宏观经济的M2/外汇储备、通货膨胀率以及体现微观银行主体情况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人民币存贷比、商业银行对央行的负债/商业银行储备资产、信贷增长率、国外净资产增长率等8个变量,运用SPSS进行因子分析,借以衡量2004-2011年商业银行体系脆弱得分BF的季度表现。通过计算2项主成分得分和最终得分,绘制出该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体系脆弱性程度的变化趋势图,由图可知,该指标总体呈现波动性下滑趋势,2007年以后出现小幅震荡,2009年下半年和2011年下半年均有所回升,本文结合实际分析了上述变动的原因。其次,根据前文的影响机制分析和外资流动的现状描述,本文选取了2004年-2011年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中长期外债余额(LI)、短期外债余额/外汇储备(SDFER)、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和上证指数(SCI)的季度数据作为衡量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动的自变量,并将我国商业银行体系脆弱性得分BF作为因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ADF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上述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是可靠的。之后,结合我国实际,本文对回归表达式各变量系数体现出的经济含义作了进一步分析。
最后,第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分别提出适应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自身的治理路径:其一,金融监管机构应合理加强对国际流动资本的监管,保障我国银行的稳定性为出发点,在开放资本账户的进程中对长期型国际资本、证券投资资本和短期投机型资本采取分类监管的措施,还应不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银行业经营的多元化,促使银行体系形成健康的竞争格局。其二,商业银行也应加强自身建设,运用明晰的产权制度和先进的估价技术提高信贷资产的质量,建立相应的利率、汇率风险管理机构来适应国家金融改革的步伐,并为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提供力量支持,以抵御商业银行体系固有的脆弱性带来的各类风险。
全文第一部分论述银行脆弱性的理论基础。Hyman.P.Minsky开创了金融脆弱性的理论研究。就银行脆弱性的概念而言,依据银行业金融机构是金融体系的一个分支,之后的学者对已有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关于银行脆弱性的表述可划分为宏观与微观两种角度。前者涵盖了Fish的负债-通货紧缩理论、Minsky的金融不稳定假说、Kregel的安全边界说等周期性观点,以及Friedman的现代货币数量论、Brunner和Meltzer的货币存量增速论等货币学派理论。后者则以Diamond、Dybvig的银行挤兑模型,Akerlof、Stiglitz、Weiss等经济学家的信息不对称模型为代表。从这些理论中,可以总结出银行脆弱性的内涵,即:外部冲击下银行内部问题暴露并产生一系列不良表现,对宏观基本面造成负面冲击,甚至引发经济危机。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笔者通过梳理大量文献,归纳了国际资本流动作用于我国商业银行体系脆弱性的三种机理:直接地反映于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与结构;间接地通过利率、汇率、资产价格波动等渠道传导;以及由单一商业银行向整个银行体系的传染效应。其一,宏观经济预期向好时,国际资本的流入会扩充商业银行的本外币存款来源,继而通过货币乘数效应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与存款负债相对应的信贷资产变得更加充裕,会使商业银行意图全面扩大贷款规模,此时商业银行便要承担未来经济下行国际资本流出的风险。其二,利率方面,我国商业银行普遍采取短借长贷的经营方式,国际资本流出引起的利率上升反而会被其负利率敏感性缺口消化,、造成银行净利息收入的下降,还会通过改变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增加银行潜在的再投资风险,促使银行的服务对象转向其他渠道融通资金。汇率方面,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吸引着国际资本的进入,反过来又推高了人民币币值,出口导向型企业会因为商品服务价格的上涨,面临销售遇阻,资金链衔接不畅等问题,延迟归还甚至难以归还商业银行的贷款;即使央行可以通过吸收外汇的方式稳定人民币币值,但因此增加的巨额外汇储备和过度饱和的货币供给也会给银行体系带来新一轮冲击。资产价格方面,我国2005-2008年股市暴涨和近年来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等现象,也与短期外资的大量涌入息息相关。资产价格的频繁变动增加了商业银行在抵押品估值上的操作难度,对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十分不利。其三,脆弱性不仅产生于某一个体银行,还会通过后续的相互传导,作用于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清算系统在为银行之间的资金借贷提供便捷通道的同时,也可能充当危机传染的帮凶。同理,公众对某一经营失败的银行失去的信心,也可能转变为对整个商业银行体系的担忧,恐慌的心态会使其采取极端的挤兑行为来保障资金的安全,将其他商业银行卷入危机。在上述机制的基础上,本文结合2013年以来美国逐步退出QE步调下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体系已出现的各种问题,提醒我国的商业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必须做好应对。
为反映我国目前的国际资本流动的真实面貌,本文的第三部分从国际收支平衡表出发,顺次介绍了经常账户下的国际贸易与服务、投资收益、经常转移,资本与金融账户下的直接投资、外商证券投资及国际借贷等项目差额与具体构成所呈现出的外资流动详情,并通过数据整理发现,资本与金融账户下的国际资本流动更易在短期内频繁波动,为实证研究的变量选取提供了现实依据。
在第四、五部分的实证研究环节,本文遵循逐一解决问题的思路,首先对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脆弱性进行了评估。对此,本文在回顾学界已有测度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反映宏观经济的M2/外汇储备、通货膨胀率以及体现微观银行主体情况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人民币存贷比、商业银行对央行的负债/商业银行储备资产、信贷增长率、国外净资产增长率等8个变量,运用SPSS进行因子分析,借以衡量2004-2011年商业银行体系脆弱得分BF的季度表现。通过计算2项主成分得分和最终得分,绘制出该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体系脆弱性程度的变化趋势图,由图可知,该指标总体呈现波动性下滑趋势,2007年以后出现小幅震荡,2009年下半年和2011年下半年均有所回升,本文结合实际分析了上述变动的原因。其次,根据前文的影响机制分析和外资流动的现状描述,本文选取了2004年-2011年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中长期外债余额(LI)、短期外债余额/外汇储备(SDFER)、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和上证指数(SCI)的季度数据作为衡量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动的自变量,并将我国商业银行体系脆弱性得分BF作为因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ADF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上述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是可靠的。之后,结合我国实际,本文对回归表达式各变量系数体现出的经济含义作了进一步分析。
最后,第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分别提出适应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自身的治理路径:其一,金融监管机构应合理加强对国际流动资本的监管,保障我国银行的稳定性为出发点,在开放资本账户的进程中对长期型国际资本、证券投资资本和短期投机型资本采取分类监管的措施,还应不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银行业经营的多元化,促使银行体系形成健康的竞争格局。其二,商业银行也应加强自身建设,运用明晰的产权制度和先进的估价技术提高信贷资产的质量,建立相应的利率、汇率风险管理机构来适应国家金融改革的步伐,并为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提供力量支持,以抵御商业银行体系固有的脆弱性带来的各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