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其创作明显受佛教影响的可谓举不胜举，像鲁迅、老舍、周作人、许地山、苏曼殊、丰子恺等等，而我认为许地山又是他们当中最耀眼的一位。这是因为，通过多年钻研佛法，进而精通佛理的许地山，把佛教思想与自己的文艺观和创作观联系起来，并且把佛教的义理大面积地渗透于文学作品中，这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在面对人世苦难时，他以佛家的“苦谛观”来参悟，把国难、家愁和个人的身世之感层层集聚，这就使他描述的“苦难”更加深刻和具体，并有利于世人从中找到造成这“人世苦”的根源。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虽然面对的是人生种种的不如意，但许地山却没有在苦难面前选择“入世”的幽途，而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出世”的道路。他不用苦闷和悲哀来总结人生，而是以“佛”的思想为核心来探讨人生，并借作品抒发自己独特的人生感悟，赞扬具有意志力和敢于宣泄“人”的精神的完美品格，这些都无疑是他的独到之处。本文则试图从许地山的这些独到之处入手，找寻佛教精神对他的创作产生的深远的影响，进而发现他作为“五四”先行者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在“五四”时期，许地山就已经开始热烈地追求“佛教”的哲学，他的作品因为渗透出浓厚的宗教色彩而在中国“五四”新文学家中独树一帜。其中最主要和显著的特征就是许地山在创作理论上，借鉴了佛学的理论方法，这在他的表现文艺观的《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底四依》一文中有具体的体现。即他认为新文学的创作应该具有智慧、人生、美丽三宝，而又引用佛法的四依原则来阐述自己对文学鉴赏的观点。许地山除了在创作理论上依照佛教的教义以外，在叙事策略上也借用了佛教的叙事策略。即他在叙事时，采用了佛家通过简单易懂的故事，讲述高深的<WP=32>佛理的叙事原则，这在他的代表作《落花生》和其它一些作品中都有很好的体现。而除了在创作理论和叙事策略上借鉴了佛教的经验以外，许地山在创作上还突出了佛教意象上的运用。比如他的小说《命命鸟》和《女儿心》，就是借用了“塔”和“燃指”的意象，进而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和表现主题的作用。而“佛”的思想之所以能深入许地山的骨髓，并影响他的创作，这是和他自幼就受“佛”的影响，和他自身一直以来主动地和“佛”的接近分不开的。许地山可以说是生在一个佛学世家，幼时的记忆对他的一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使他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许地山一生坎坷的经历又使他走上了潜心向佛的道路，并且通过多年的研究还写出了自己对佛法的心得。文章的第二部分是许地山对于“人生苦”、“世间苦”的揭示。与其他“问题小说家”不同的是，许地山提出的“苦”是和佛教的“多苦观”相融合的“人世苦”。佛教的产生是由于印度广大下层群众的苦难深重导致的，而许地山笔下的“苦”也是由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社会导致的。许地山所体验到的“苦”，除了有他自己的丧妻之痛和漂泊不定以外，更多的是社会层面带给他和世人的“苦”，这在他的散文集《空山灵雨》中有细微和独到的表现。而在他的小说中，许地山则体现了由于社会的原因给人们造成的“爱”的痛苦，生存的痛苦，以及由于民族的伤痛带给先进的觉醒者的心底的痛苦，等等等等，这国恨、家愁和个人的身世之悲，都在许地山的心中纠结起来，使他更为急切地想找到一剂能够解决现实人生问题的独特的药方，于是，他再次把关注的焦点转向佛教，希望能借助“佛”的慧眼在苦难中找到人生的彼岸。在生活和社会的重重倾轧下，许地山发出了“人生即苦”的悲叹，可是在苦难面前他却并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挑战人生。在许地山的作品中，他强调人应该发挥意志力量，这和佛教所提倡的意志的坚毅性和专一品格相吻合，除了对意志力的推崇以外，许地山还赞扬了“人”<WP=33>的觉醒，这在他的备受瞩目的小说《春桃》中有极好的表现，小说的女主人公春桃，就是许地山精心塑造的具有完美人格的“现代人”的化身，她的自强不息、敢作敢为、以生命为第一本位的人生目标，都可以被理解为是许地山这位“五四”作家的“人”的精神的体现！许地山一生的创作从总量上来说并不多，但这些作品却以其特有的佛学色彩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闪耀着独特的光芒。佛法浩大无边，要想真正全面地理解佛的教宗教义绝非易事，因而本文只是依照作者极少的佛学知识，对佛学思想和许地山创作的关系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截取和论述。思想上可能并不成熟，但却希望这个研究能为许地山具有佛学意义的创作加上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