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建成，中国在东盟的贸易和投资也逐年增加，这必然要求双方加强区域金融的合作。而GMS不仅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的先行示范区和实验地，因此GMS的成功与否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影响极大。基于此背景，在GMS框架下中国商业银行“走出去”显得尤为重要。也正是由于大湄公河次区域地区所具有的这种“地缘经济-地缘政治”特点，由亚洲开发银行倡导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和东盟对该地区合作都高度重视，纷纷参与到该区域合作中来。　　 本文从探讨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的理论基础出发，对中国商业银行“走出去”的原因、效应、路径理论进行了简单的回顾与梳理，随后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GMS框架，重点分析了在GMS框架下中国商业银行“走出去”的必要性、可行性、基础和条件，并最终制定出在此框架下中国商业银行的路径方式与内容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在GMS框架下实行的是以“引进来”为主导的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经营，在面向大湄公河次区域的“走出去”中既存在经济实力强大、非金融类企业投资增加、商业银行经营实力增强等有利条件，也存在因东道国的准入制度及监管体制、政治因素对中国商业银行进入所造成的障碍，并阐明了为实现中国商业银行在GMS框架下更好“走出去”的目标，银行和政府这两个不同主体各自的努力方向，在银行体系下主要对机构国际化、业务经营国际化、管理国际化和人才国际化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在政府体系下则从可以改善“走出去”的宏观环境入手，如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打造国际化战略平台、实现监管国际化、完善治理环境。　　 本文在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机构国际化的选择上，运用了博弈论的古诺均衡方法，以泰国为例讨论了我国商业银行和东道国商业银行在不同条件下的收益与最优策略，并最终得出了在GMS框架下东道国银行接受并购投资模式为主，新建投资模式为辅的结论；而母国中国商业银行“走出去”的模式为新建为主，并购为辅。由此，形成了中国商业银行与GMS5国商业银行的博弈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