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政权更迭之际,中国社会更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转型。在剧烈动荡的社会转型期,城市作为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更面临着巩固政权和稳定社会的巨大压力。对于长期在农村开展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如何对相对陌生的城市社会实行有效治理以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和保持城市社会稳定,是其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也是对其执政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对此,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全面组织化来加强对城市社会的控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重构了城市社会的基层组织体系,在确保城市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的同时,成功地进行了城市社会治理和社会改造,把动乱分裂的城市社会改造成为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新型城市社会。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充分发掘和利用党史文献与城市地方档案,在对建国初期以成都为中心的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及其发展概况进行考察的基础上,重点对建国初期城市基层政权组织、基层社会管理组织、政治性社会团体、公益性社会团体、文化与宗教团体的重构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以探讨中国共产党在短时间内如何通过快速的社会组织重建来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成功地完成城市基层社会的重大转型,从而将动乱分裂的城市社会改造为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新型城市社会。成都是中国西部重要的中心城市,是全国解放较晚的城市,是国民党政权经营时间最长的大城市之一。考察中国共产党在这样一个城市社会如何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社会之中,如何将国家政权渗透至城市基层社会之中,如何重构城市基层社会组织,最终建立新政权社会支持基础的过程,是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例证,也是极有挑战性的课题。　　 全文共分八个部分,正文共七章,另加绪论和结语。　　 绪论部分,主要就选题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进行了说明,对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的学术成果和研究动态进行了梳理；对研究的时空界限、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进行了说明,理清了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和文章的基本框架,分析了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第一章为《建国初期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及其发展概况》。在本章中,首先对社会组织及其分类进行了阐释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本部分又对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进程进行了梳理,总结了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生的主要变化,重点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组织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最后,本部分着重考察了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认识及工作目标。笔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基层社会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以基层地区管理(街居制)和各类社会团体管理为辅的基层管理体制。国家通过单位这一组织形式管理职工,通过街居组织管理社会闲散人员、民政救济和社会优抚对象等,通过社会团体把不同职业、性别、年龄、文化信仰等社会群体纳入受政府控制的相应社会团体中,从而实现了对城市全体社会成员的控制和整合。　　 第二章为《军事管制到区街建政:建国初期城市基层政权组织的重构》。政权组织虽不属于社会组织的范畴,但它是新政权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重构的基础和前提。本章主要对建国初期城市基层政权组织的重构过程进行了梳理,其重构过程经历了三个步骤:首先是对城市进行临时军事管制,军管会作为一种临时性、过渡性的政权机构,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为新旧政权的正常交替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二步是区一级行政体制的形成,城市基层政权的重建经历了接管区公所、创设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区人民政府的探索过程,最终区人民政府被定位为城市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第三步是街道办事处管理体制的正式形成,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使政权组织进一步下移,中共政权的触角延伸到城市社会的各个角落,形成了强势行政。　　 第三章为《保甲制到居委会:建国初期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的重构》。本章从历史发展轨迹入手,对建国以前中国城市基层社会保甲制度的基本概况进行了简要回顾,对建国初期居民委员会的创建背景、建立发展过程及性质和意义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将国家政权推向城市社会的过程中,彻底地清除了包括保甲制在内的所有旧式社会组织,逐步形成了具有自治性和行政性双重属性的居民委员会制度。居委会制度的创设,完成了国家政权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和基层组织的合法性重建,稳定了建国初期城市社会秩序,促进城市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为我国基层组织从传统宗法社会向现代民主法制社会的转型奠定了基础。居委会制度的建立,使我国最终形成了区政府一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的三级城市管理体制,为城市基层管理奠定强大的组织基础。　　 第四章为《国家力量的渗透与延伸:建国初期城市政治性团体的解构与重构》。本章以成都市建国初期政治性社会团体的调查为例,考察和分析了城市旧有社团的消亡过程及原因,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在城市建立的过程、原因、性质及其对城市社会控制的作用进行了阐述。笔者认为:人民团体的政治属性突出,具有很强的行政功能；人民团体的社会属性初显,’其利益性功能初步凸显。人民团体在意识形态灌输、政治动员、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通过各类人民团体的积极活动,党和国家将其意志嵌入到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中,使得国家力量进一步在城市基层社会得到渗透和延伸,从而有效实现了对城市社会的进一步整合和控制。　　 第五章《社会救助到政府救助:建国初期城市公益性团体的重构》。本章以成都市建国初期的公益性社会团体的调查为例,对建国初期民间公益性团体的恢复、发展和衰退过程进行了考察,从执政党制定和推行社会政策的角度出发,再现了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救助体系的过程,分析新的政府救助体系的作用。笔者认为:以政府为主导开展社会救助,是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城市经济恢复和发展的现实需要,是维护城市社会稳定和巩固新生政权的政治需要；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城市社会救助的基本思路是官方主导、分类救助、标本皆治；旧有慈善团体先天的不足性以及它赖以生存的政治思想基础的改变和经济社会空间的丧失,决定了以民间慈善团体为主体的社会救助力量的衰退；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救助体系对稳定城市社会秩序和巩固新生政权,对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与发展城市经济,对破除旧有社会风气与塑造良好风尚发挥了积极作用。旧有民间慈善团体的解体,新的政府救助体系的建立,使政府逐步成为社会救助的主要力量直至唯一力量,进一步缩小了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对城市基层社会的组织控制,促进了城市社会的转型。但是,新政权这种纯粹的国家价值理念,削弱了民间救助力量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国家和集体的负担,这是需要总结的。　　 第六章为《思想改造与宗教革新:建国初期城市文化与宗教团体的改造与转型》。本章主要以成都市建国初期的文化团体和宗教团体的调查为例,从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和宗教革新运动的视角入手,对建国初期文化团体和宗教团体的改造与转型进行考察和分析。面对思想文化界纷乱复杂的现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群众性思想改造运动,加强了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通过文教机构的国有化和文化社团的官方化,建立了一个高度国家化的文化组织体系。建国后新政权通过宗教革新和民主改革清除了旧宗教的殖民性和封建性,强化了党和政府对宗教的领导和管理,组建了新的宗教社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宗教管理模式,即党的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爱国宗教社团自我管理有机结合。思想改造和宗教革新运动,成功地实现了城市文化和宗教团体的改造与转型,进一步确立了新政权的意识形态,使思想文化界的思想认识进一步统一到新政权的执政目标和理念上来,实际上是将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也纳入到相应的单位化管理之中,实现国家对文化和宗教界的有效组织控制,为建国初的政权巩固、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营造了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　　 结语部分对建国初期城市基层社会组织重构进行了总结和评价。笔者认为:强势政权的建立、政权组织的下移与城市基层政权组织的强化是当时成功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组织重构的基础与前提；城市基层社会的全面组织化是建国初期实现城市社会整合的强大组织保证；社会团体的官方化与半官方化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实现与维护城市基层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高度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城市基层社会组织成为建国初期混乱社会局面下国家意识形态控制和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平台。但笔者同时认为,建国初的基层社会组织重构所形成的国家社会高度一体化,导致政府力量的绝对膨胀,社会中间力量的萎缩,为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也为高度的意识形态化提供了土壤,在相当程度上扼杀了社会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