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未来的创新动力来自于城镇化，未来的发展空间在城镇化。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和模式选择，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而目前研究大多将城市化问题人为的与产业发展割裂开来，致使成果偏离城市化本质研究。鉴于此，本文在理论层面上，围绕产业集群与城市协同演化的内生机理这一核心议题，通过构建超边际演化模型，探寻协同过程中内生动力因素的作用过程；在实践层面上，通过东莞与昆山的案例剖析，凝练不同协同模式下的路径特征。研究成果对于正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推进新型城市化建设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表明，产业集群和城市都是专业化分工的产物，而且伴随分工的深化，产业迂回度不断增加，新的市场被不断创造，城市竞争力不断增强，产业集群相应扩展。然而，集群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并非没有界限，当边际交易成本大于边际分工收益时将出现城市层级化和产业转移现象。也正是由于国际性产业转移，催生了“自下而上”的东莞城市化模式，该模式下协同过程的最大特征就是以乡镇为中心的簇团式的“点状”城市化萌芽和半城市化发展阶段。与此模式不同，昆山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协同过程，该模式具有很强的行政背景，以本地劳动力的就地转化为开端，且没有半城市化现象出现。然而两个案例成功的共同之处在于注重从产业关联角度甄选、引进企业，同时着力构建并完善集聚区社会分工网络。　　众所周知，产业集群和城市化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现象，涉及诸多学科，同时两者互动又是一种抽象的复杂交互作用过程。由于研究理论基础的不统一，鲜有针对二者协同机理的理论成果出现，且已有成果大多是基于演化过程外在表征的总结性分析，这种分析是一种将特殊当一般的事后分析，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动态透析。为此，本文将产业集群和城市化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使用超边际分析方法，依据理论分析提出模型假设，构建充分体现二者演化过程的动态数理模型，分析推演过程及结果，揭示它们协同的内生机理。此外，文章围绕专业化分工和交易效率建立了城市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同时鉴于城市化评价指标存在较为严重的共线性及观测数量小于变量数的情况，引入偏最小二乘法，对城市化过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实了理论分析结论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