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央行不断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交替使用工具组合,调整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为实体经济保驾护航,这个期间涌现出非常多的新现象。甚至,因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传统的调控方式失去操作空间,发达国家央行开始求助于各种"非传统"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被赋予了超历史记录的重要地位来刺激经济复苏。金融危机后中国人民银行吸取了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经验与教训,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可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选择总是与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密切相关的,并随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变化而动态调整,货币政策总是不断调整完善以适应当时的宏观经济与金融的发展需要。针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重新构造的种种尝试,本论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演变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何共性与差异?第二,发达国家央行关于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诸多创新运用能否被我国借鉴?第三,中国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应该如何选择?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全球货币政策体系中的一部分,受到国际与国内经济与金融环境的共同影响,中国在货币政策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进展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同时也将为世界提供自己的理论与实践贡献。本论文首先针对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文献梳理,对既有研究关于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选择、作用机制与政策效应,关于利率走廊机制、通货膨胀目标制、量化宽松政策、负利率政策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创新运用的文献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本论文的第三章对中国与美国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演变进行了比较。由于美国对世界经济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美国货币政策的演变非常具有代表性,对其进行研究必然会为我国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选择提供借鉴。本论文认为,尽管中国人民银行与美联储的发展历程并不相同,货币政策工具的演变历程、中介目标的选用存在诸多差异,但仍在有很多共同的特点:第一,货币政策工具总是在创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现在已经非常丰富,货币政策工具还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被赋予新的功能。第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用并不固定,中央银行并不会拘泥于选择数量型或者是价格型的指标,而是会根据经济的发展需要进行适时与适当的调整。第三,无论是国内因素还是国际因素,都能够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具体选择造成影响。第四章对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代表性创新运用进行了阐述,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发达国家央行于金融危机之后对利率走廊机制所做的改进,使中央银行可以在不引起市场利率大幅度波动的情况下,为市场提供大量的流动性,增强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所具有的"受约束的相机抉择"的特点,使中央银行在对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选择与运用方面拥有更多的灵活性;"量化宽松"政策为公开市场操作增添了事前的量化指标,是对公开市场操作的拓展运用,"量化宽松"政策放弃对短期利率的调控而转向调控长期利率;"负利率"政策通过对超额准备金收费的方式,迫使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注入流动性,同时能够压低中长期利率。发达国家央行的诸多创新为中国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是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应该有选择的进行借鉴。第三章与第四章的研究为中国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选择做了很好的铺垫。本论文的第五章构建SVAR模型,讨论数量型指标在中国货币政策调控中的有效性,认为现阶段广义货币供应量M2被用来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使用已经不再合宜,社会融资规模已经具备成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条件,能够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发挥作用。第六章通过构建VAR模型讨论价格型指标在中国货币政策调控中的有效性,认为全国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利率、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能够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发挥作用,已经成为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重要参考指标,可以成为中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数量型指标与价格型指标并不矛盾,我国应该考虑在数量型中介目标之外,尽早培育价格型中介目标,使中央银行可以灵活发挥数量与价格两种调控功能。第七章对利率走廊机制进行讨论,并构建GARCH模型、TARCH模型与EGARCH模型对中国利率走廊机制的基准利率进行选择。本论文认为,利率走廊尤其是地板利率走廊机制,可以使利率决策与流动性供给决策互不干扰,这无疑增加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自由度;利率走廊机制将对利率的点调控变成区间调控,增强了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利率走廊机制与公开市场操作这两种货币政策工具并不矛盾,甚至在利率充分市场化、贷款便利工具被用来作为市场基准利率上限、存款便利工具被用来作为市场基准利率下限的情况下,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机制的原理是一致的。无论是公开市场操作还是利率走廊机制,前提条件都是要有明确的市场基准利率,实证结果证明Shibor隔夜利率与Repo隔夜利率均可以成为我国利率走廊机制的基准利率。本论文的第八章得出全文的主要结论,并对本论文的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