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开放与竞争的加剧，跨境上市得到了快速发展，新兴市场也加入到优质上市公司和交易量的争夺中来。本文首先从多个维度综合研究来自新兴市场的境外公司上市对目的地市场和母国市场的影响；其次，对主要新兴市场国际板开设的制度进行对比分析；最后，为中国股票市场开设国际板提出启示与政策建议。
　　低质量的境外公司上市是否会导致目的地市场出现“质量传染”？以H股为研究对象，通过计量建模从“质量传染”效应和挤出效应的视角考察来自新兴市场的境外公司上市对目的地市场质量和目的地既有上市公司影响。结果表明：H股在港上市扩大了香港市场的市场规模和交易活动，吸引了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入；H股在港上市提升了H股与香港市场既有股票的收益相关性，以及香港市场与大陆市场及全球市场的联动性；H股在港上市对既有股票的估值影响是积极的。
　　“传统智慧”难以解释境外上市公司回归上市的动机及其对新兴市场的影响。从绑定效应和“声誉寻租”角度考察地理相近的H股回归A股(母国市场)的估值溢价，从收益率波动性视角分析H股回归A股对大陆市场(母国市场)的传递溢出效应。结果显示，H股回归上市受益于绑定效应可以获得显著的估值溢价，但与由境外上市时间反映的绑定信号质量无关；同时，累积效应不断下降，说明H股回归上市存在非优质公司的“声誉寻租”行为。H股回归上市对A股市场和同行业公司有显著的单向传递溢出效应，说明逆向交叉上市有助于改善新兴市场的结构和效率。
　　进一步地，选用BEKK/DCC多元GARCH模型和溢出指数分析目的地市场与母国市场之间的联动性及度量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公司与目的地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结果显示：韩国、印度、智利市场与美国市场存在双向波动外溢效应，中国大陆、巴西市场与美国市场存在单向波动外溢效应，除南非市场外，其他市场与美国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程度基本维持在20%范围内；美国市场与各母国市场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基本呈现正相关；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公司与美国市场之间双向溢出，净波动溢出在15%范围内；而在2008年之后，由双向溢出转变成了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公司对美国市场的单向溢出，且有5%的外溢增加幅度。但总体而言，相比母国市场对目的地市场的质量传染效应，目的地市场对母国市场的溢出效应更加显著。
　　对主要新兴市场国际板制度比较研究发现，设有国际板的新兴市场发展极不平衡。成功开设国际板的智利和南非市场以及发展滞缓的印度市场为中国股票市场设立国际板提供成功启示和失败教训：国际板的开设并不以金融完全自由化和货币自由兑换为前提条件；上市条件、信息披露、监管事项等制度设计对国际板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境外公司的选择以经济关联度高、地理相近的新兴市场公司为主；国际板的成功开设要与金融环境改革开放协同推进。
　　本文结论有助于诠释当今不论是成熟市场还是新兴市场均热衷于吸引来自新兴市场的境外公司上市的新趋势，进一步丰富了交叉上市理论，也为新兴市场国际板的制度设计与监管实践提供了依据。对于基于“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国家开放资本市场战略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只要监管得当，在中国股市开设国际板的溢出效应将大于挤出效应，不必过分担心“质量传染”等问题，对宏观经济、市场自身的影响是积极的，负面影响是可控的；国际板成功与否，制度设计至关重要，健全相关监管规制，并保持政策连贯性；对于境外公司上市应该持开放积极态度，鼓励优质公司回归上市乃至于境外优质公司来交叉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