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异性最早是出现在医学上的,指异体组织进入有免疫活性宿主不可避免的排斥性反应,即人的器官移植,移入器官必然引起机体的排异反应。我们把文化看成是一个人的身体,是一个自洽式的系统,新民居如同嫁接进去的器官,给整个文化系统带来了排异反应,这个概念医学上有,在文化学上也有。翁丁佤族社区新民居属于“佤山幸福工程”,这是一种泛指,不是特指,是指国家“扶贫”项目在少数民族地区产生的普遍影响。每个民居的存在和使用必然会产生特定的“形制—功能”,民居形制的变化实质上是功能区划发生了变化,表现为新的功能区划的产生导致旧的功能区划发生了替代、挤占甚至消失的结果,新民居不再承载佤族传统文化的特性,进而产生了排异性。本文将民居当作一个泛媒介来呈现佤族社区当前的变化,这并没有超出传播学的研究范围。现在意义上的传播学的概念是狭义的,它更多考虑的是大众传播,如报纸、电视、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但到了少数民族地区之后,由于文字的消失、语言的不通,大众媒介在这里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恰恰是这些泛媒介,尤其是民居,我们寄居在其中,生活在其中,它对人的影响远远超越了一张报纸、一部电视,而作者并没有武断地在传统媒介和社区之间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找到翁丁佤族社区中最真实、最鲜活的民居,阐述它对佤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呈现佤族社区当前发生的变化。翁丁社区新民居介入之后,在佤族翁丁社区形成了三种居住的空间,第一,大寨老宅子,第二,自家建的新宅子,第三,幸福工程的“红房子”。原本的“干栏式”建筑变成了“四壁落地”的现代式建筑,它的进入,首先在室内空间造成了巨大的排异反应。如火塘的消失、神位失据以及生活重心的上升,使得原本承载最重要文化事项的空间被挤占、替代甚至消失;其次在庭院空间,单排式居住取代了群居式的地缘关系,父母、兄弟之间分家守望相助被打破,同时在庭院中分化出洗手间、厕所等新的独立空间;最后在社区空间形成了两个重心,老屋和新居。社区居民传统的以农耕文化为主的生活模式被改变了;原本的家户空间变成了工作空间,老屋变成了商铺、老人变成了景点、仪式变成了表演,社区内所有的文化事项成了供游客展示的文化;原本的生计变成了一种展示和表演,而这些表演组成了旅游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导致原本的治理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发现给了我们一些警示:在对少数民族或边缘人文共同体进行扶贫或住房改良时,我们一方面要理解他们对现代化的需求,给他们提供更加便捷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一定要考虑到文化传统也需要空间的依托。房子不仅仅是实用性,历来都是文化的结合体。这种以改良为目的的强制性的变化恰恰剥夺了文化本身传承的机会。本文主要包括五方面的内容。绪论对论文的选题缘由、研究背景、研究方法和选题相关文献的现状等进行概述;第二章对翁丁佤族社区的旧民居和新民居的形制,通过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测量、收集数据、绘图等手段客观地呈现出来,并对两者的对比,找出其在“形制—功能”上的差异;第三章至第五章由小及大,从室内空间、庭院空间及社区空间三大空间阐析新民居的介入给佤族传统文化带来了怎样的深层次影响。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的是统计学方法与田野调查方法相结合,定量方法与介入式观察相结合,以期活脱地呈现佤族当前社区历史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