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是关系到国家权力与意志能否快速有效传达并施行的关键。干部问题是国家建设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为应对建国初各种情况的发生，尽快开展国家建设、使一切步入正轨，干部问题首先摆在了重要位置。新中国的干部是从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由于制度设置的缺陷以及战时环境时间紧、任务重、对干部的工作效率要求高，在革命需求与干部个人利益诉求以及较低的干部素质与较高的工作任务方面出现诸多矛盾，干部政治素质低下，业务能力不足，贪污谋私，强迫命令等诸多问题逐渐凸显。因此，中共采取了诸多措施对干部进行培养与惩戒。《人民日报》作为党政机关的核心报刊，对干部的培养与惩戒进行了大量报道，形成了“好干部”与“坏干部”的类型区分，在舆论上有助于形成干部评价的明确标准，在塑造培养与约束监督干部上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对《人民日报》的考察，可以窥探中共对干部治理的准则、规范、理念及方法。如组织干部开展以提高文化知识为主的文化学习、以学习马列主义、中共政策文件为主的政治治理和思想教育，以及培养干部工作实践能力，同时也通过整党、整风的政治运动对干部进行规训。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章绪论主要对现有有关干部选拔、教育，干部队伍建设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了耙梳，通过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己予以启发，指出本文研究的方向及必要性。同时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资料选取原由及研究框架。　　第二章以中共对干部的培养为研究内容，探讨建国初期干部培养的背景、内容、方式及成效。首先指出建国出干部培养的必要性及紧迫性是由干部的素质普遍不高、干部数量较少不能有效应对建国初各项事务造成的。中共从文化、思想、实践三个方面对干部进行培养，卓有成效，即提高了干部的文化知识和政治理论水平，又切实加强了干部的工作能力，也优化了干部的思想作风。　　第三章以国家对“好干部”的塑造和《人民日报》对“好干部”的宣传为切入点。指出“好干部”被塑造和宣传的重点有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两个方面。文化素质方面，塑造和宣传的重点在于努力学习，并将学习成果应用到工作中;政治素质则主要包括一心为公的好思想与一生正气的好作风。无论是文化素质出众亦或政治素质过硬，“好干部”的首要标准都是努力工作、发展生产。此外，《人民日报》中有关干部的报道也反应出干部形象是跟随当时社会环境要求而随之改变的。　　第四章则重点分析了“坏干部”的揭露与惩戒。以贪污腐败与官僚主义为主要论述内容，其中官僚主义包括打人骂人、干涉婚姻自由、工作消极三个方面。就对“坏干部”的揭露而言，机关调查、群众检举、《人民日报》质问和自我检查都是揭露“坏干部”的手段，这些手段相互配合，使得“坏干部”无所遁形。对“坏干部”的惩戒，一般视“坏干部”的错误严重程度而定。如果是一般错误，则以批评教育为主;如果情节严重，影响恶劣，触犯党纪国法，则必须依法严惩。　　结论部分总结了前文的观点，指出报纸等媒体手段督促干部培养、塑造、惩戒在当时是被国家认同与肯定的。“好干部”即是国家塑造干部的成功典型，旨在以此为模板在短时间内快速有效的培养出符合需求的干部，而“坏干部”作为“好干部”的反面，需要揭露，在揭露后采取批评教育或依法严惩的惩处方式。总之，不管是对“好干部”的塑造与宣传，还是对“坏干部”的揭露与惩处，都是国家在当时时段对于干部形象塑造的成功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