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晚自殷商时,我国就开始设置有史官。曹魏时正式设立著作郎一职,是为设立专职修史官之始。司马炎代魏后,继承了曹魏的著作官制度,并且设立了著作局,是为我国古代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专门的修史机构。梁启超先生提出了我国古代史学以两晋为全盛时期的著名论断。两晋之所以能获得如此之高的史学成就,与其有一个比较健全完善的史官制度有很大关系。故本文试对两晋的史官制度做一个全面的梳理,以期从史官制度这个视角来分析此一时期的史学得到飞越发展的原因。本文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首先试从整体上概括了两晋史学发展的全貌,并且阐述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和意义所在。其次是研究现状,简明扼要的介绍了古今学者尤其是二十世纪下半期以来对两晋史官制度的相关研究成果。第二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下分三章。第一章是两晋史官的建置和职能,叙述了著作郎、佐著作郎、著作令史、待诏著作和太史令的建置及职能,以及著作官的先后隶属关系的变化。第二章是关于著作郎和佐著作郎的多种选任途径及著作官作为一个史官群体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特点。第三章论述了两晋史官在编修皇朝史、起居注和图书目录诸方面所获得的史学成就。第三部分是结语,拟对两晋史官制度在整个中国古代史官制度沿革史上的作用做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位,并分析其对后世史学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