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论文的灵感源于对在单极世界里如何解释国家行为的困惑,他们是否势均力敌,如果他们势均力敌,那么他们的平衡是属于哪一种或者说在什么条件下会产生这种平衡,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话题。从新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角度来看,他们认为联盟的形成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之上,即在系统层面上大国之间是有可能形成均势的,而增强国家实力、挑战大国权威、意识到威胁的存在或是追求国家利益都是形成平衡的重要因素。例如,现代欧洲联盟体系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在多极化的框架内大国联盟是如何通过抗衡一个崛起大国力量或阻止日益强大的霸权威胁来维持现状的。在冷战期间,二线国家只有选择两极国家站队,而且这种力量平衡的变化不仅是国家间行为,也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结果。此外,尽管美国是当前秩序中的重要一极,但是除了俄罗斯以外还存在一些主要大国如日本、欧盟和正在崛起的中国,这些都是现实主义者讨论的联盟带来的挑战,尤其是大国和小国之间的联盟重组。我主要是从非对称联盟体系内小国的角度进行分析,当然不能缺少对美国的研究。我也将前苏联纳入案例之中,并将它和其他一些小国联盟进行比较,发现在非对称联盟体系内似乎存在一些固定的小国间的行为模式。因此,在后冷战时代,非对称性的联盟——当然也包括美国和前苏联,他们模式内的分歧到底是什么?这一疑惑我在论文中也有所提及。在非对称模式中,实力变化如何影响小国的战略选择?在后冷战时代,小国的策略和他们之前有什么不同之处?小国是如何对大国盟友施加影响的?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导言；第二章：理论框架,软平衡；第三章：美菲案例；第四章：美韩案例；第五章：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案例和结论。第一章导言部分提出了论文的主要研究问题,论据,案例选择,研究意义,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结构。在这篇论文中,我提出两个主要问题：(1)结构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国家的战略决策的?(2)战后小国联盟的决定是否与美国和苏联有分歧?在非对称权力关系中,小国能否对他们大国盟友施加影响?如果有,战后小国联盟的决策是以什么方式摆脱美国和苏联的束缚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探索和应用由罗伯特·帕普和T.V保罗提出的“软平衡”这一概念。在后冷战时代,反对平衡或霸权主义浪潮的国家挑战着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智慧,特别是关于均势和联盟的形成。对于许多现实主义学者来说,均势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也仅仅是其他大国寻求平衡之前的这一时期内所采取的一种方式,即使单极世界也不例外。另一些人则争辩说,国与国之间持久的威胁的存在将会推动各国平衡以维护他们的安全和生存。然而,一些学者认为平衡是不必要的,因为在后冷战时期与美国相比就是实力不对称的,而且也没产生直接的威胁,因此在大国和小国之间进行均势是没有用的。尽管迄今为止的事实上还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传统的反对美国的硬权力已经形成,但事实上许多学者都赞成这种平衡类型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平衡,即它是软平衡。然而,一些反对软平衡的学者将目光集中于那些有权力操控软权力的大国政治家的身上。与他们的主张相反,本文指出在后冷战时代,小国也有可能形成软平衡。当小国的领袖们察觉到所面临的既定的国内政治局势下可以最大的获得利益,那么软平衡就发生了。例如,当强烈的公众情绪产生时,如民族主义情绪反对联盟中占据主宰地位的盟友,国家领导人就可以利用软平衡增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或者,当面临政治和经济困难时,政治精英们可以利用软平衡作为反对大国盟友的谈判工具。换句话说,即使在非对称联盟中,小国也可以通过软平衡找到反对老盟友的策略支点,而且政治领袖们也可以利用软平衡来达到维护本国利益的政治目的。在相关文献综述方面,我首先查找了国际关系中长期争论的大国政治问题。然后,我看了近期解释框架的文献和后冷战时期有交集的国家,尤其是单极秩序下的主要大国的相关方面,并发现一些理论漏洞,这篇文章旨在讨论如何解释当前秩序。我重新考察了近期广受关注的大国之间的软平衡概念,并且把它应用于解释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这有助于更好地说明小国的行为为什么和怎样挑战传统的国际关系假说。第二章是本文的理论框架,本文运用软平衡来解释后冷战时期小国的战略行为。软平衡已经被广泛应用到解释单一霸权时代导致国际关系从以前的平衡状态到反对新兴大国或是反对传统硬权力的威胁方面。因此,像许多关于平衡的经典论著论述的一样,软平衡的概念和传统现实主义思想有很多共同要素,并在单极世界中进一步扩展现实主义智慧来解释国家策略行为。为了重新定义软平衡,我首先通过权力平衡的原始概念和它的变异来探究平衡理论的发展：威胁平衡、利益平衡、全方位平衡、硬平衡、和最新的变量—软平衡。文中还分析了不同条件下平衡概念的变化和他们彼此有什么不同。最后,我将从小国的角度来论述在后冷战时期软平衡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软平衡重新定义方面,我用软平衡的概念来解释后冷战时代小国应对非对称联盟的策略。外交政策中涉及的软平衡作为一种“非军事”手段限制并影响了大国的决策,从而达成了本国的政治目的。这些策略可能包括与更大联盟的非合作状态,像拒绝或变更军事基地的通道和设施或者帮助另一个大国的军事基地建设用以限制大国盟友在国内的影响。在非对称的双边关系中涉及了小国和弱国,有一种趋势存在就是大国联盟对一些小国事务有相当的影响力。当这种关系更倾向于依靠小国时,这种趋势发生作用的几率就更大一些。然而,一段时间内,当大国盟友感到不满时,这种影响力就会持续增加。这种不满可能会在反对大国的过程中通过民族主义情绪表现出来,当现任领导人面对可能会对他的声誉甚至会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的国内问题时,政治领导人可能会以反对大国的这一手段来团结民众情绪支持自己的政治主张。此外,小国也可以将软平衡作为蔑视或挑衅大国外交政策的一种手段,从而显示本国的政治领导人在处理内政方面的才能。通过这样做,小国将会在两个方面达到它的政治目的；1)就小国的水平来说,它可以制约强大的盟友对小国的影响,而且可以减少小国对他们的依赖,从而促使小国得到更多的政治决策权。2)就国内政治层面来说,国家领导人可以提高他们的政治形象,并可以动员民族主义者反对他们强大的盟友。因此,软平衡在盟国间权力分配过程中作为一种有效的外交手段,而且也是国内政治领导人获得更多利益的有效杠杆。第三章探讨第一个案例来支持我的软平衡这一论点：美菲双边关系案例。美国和菲律宾的历史渊源开始于1898年,距今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这种关系有助于两国的安全联盟和经济的巩固与发展。菲律宾曾经是美国反其他许多具有潜在威胁的大国的基地,而且在冷战期间美国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两国也保持了亲密的关系。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国际环境的改变对他们的“特殊关系”也提出了一些挑战,在阿基诺政府期间终止了他们的军事基地协议,并且他们的关系直到拉莫斯政府中期依旧模棱两可。在这部分,我将介绍他们之间从冷战到冷战结束这段时间的安全协议给彼此的外交政策带来了哪些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我也会系统的提出对以下问题的研究：(1)美菲安全协议的主要目标是什么?(2)在后冷战时代,美菲联盟关系是如何从形影不离演变为奄奄一息?什么因素可以解释他们关系的变化?(3)为什么美菲关系在世纪之交前还处于疏远状态?我认为菲律宾的两届政府(阿基诺和拉莫斯)都被国内的一些因素所限制着,为了维护他们的地位,在与美国抗衡的过程中他们都作出了次佳的战略选择。在本节中我会做如下安排：(1)美菲安全联盟的历史背景；(2)冷战中的间断联盟—阿诺基政府；(3)拉斯莫政府时期模棱两可的美菲联盟。第四章中所提到的美韩联盟是另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主客关系,他们的联盟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时,当日本输给美国时他不得不放弃对韩国和朝鲜近半个世纪的占领权。即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美韩同盟也形成了并在冷战期间得到了巩固,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都有所合作,共同的目的就是阻止共产主义的扩散和来自于北朝鲜的潜在威胁。然而,随着冷战高潮的到来,每个国家都重新考虑、发展各自的外交政策,东亚地区也重新定义他们的同盟：从主客关系变为平等的伙伴关系。冷战结束后,由于长期的一党独裁,他们的关系也变得忽冷忽热,双方想重新谈判其联盟的条件,而且在韩国金大中(1998-2003)和开放国民党的卢武铉(2003-2008)政府时期都是反对美国民主党的。本文将继续回顾后冷战时代美韩联盟关系的转变并对以下问题进行研究：(1)美韩安全同盟的来源?他们联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2)为什么美韩同盟会在世纪之交从有共同理想演变为不和谐?促成此种差异的内因和外因分别是什么?(3)朝鲜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关系的?美韩的同盟关系与如何处理朝鲜的潜在行动是密不可分的。我认为韩国摇摆不定的行为源于韩国对于他和美国与朝鲜的三边关系持什么态度。金大中和卢武铉政府的进步之处在于更多的考虑了与朝鲜的政策,希望在朝鲜半岛能够缓解北朝鲜的好战情绪。此外,随着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并且解决了与美国在这一区域地缘战略的不确定性,汉城已经鼓足勇气摆脱华盛顿的束缚去追求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朝鲜问题方面更加明显。然而,这项政策立即引起小布什政府的反对并导致他们的联盟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此外,连续不平等的联盟条约也增加了民族不满情绪的高涨,尤其在年轻人中引起了反响。卢武铉利用了公众的反美情绪,通过将位于首尔的中央基地迁往更南部的平泽,从而推动美国目前位于韩国心脏部位的军事基地的变迁。通过这样做,他可以利用这些民族主义情绪来反对他的保守派对手,目的是降低他们的政治地位,提高他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接下来的几节将如下安排：(1)美韩安全同盟的历史；(2)金大中政府时期的北朝鲜政策及其对美韩同盟的影响；(3)卢武铉政府时期不和谐的美韩同盟关系。第五章涉及的是俄罗斯与吉尔吉斯斯坦案例。苏联解体后在亚洲和欧洲大陆上出现了一系列新兴国家,在这些国家中,1991年产生五个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由于俄罗斯内部遇到了政治、经济困难和地区的霸权的衰落,曾经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也不复存在了。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俄罗斯试图对他们重新制定外交政策。尽管如此,这些国家外交方针的战略意义也随着地缘环境的变化而受到影响,尤其是美国的“全球战争与恐怖主义”和后来入侵阿富汗,同时也将中亚的地缘战略位置置于美国的华盛顿战略地图中,表现为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设置军事基地。因此,这两个事件似乎在这一区域开始了拉锯战,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为了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而进行战争。由于美国的军事基地位于俄罗斯前领土范围内,之后的一系列事件都令其很不满,因为它认为这些国家仍是其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因此,开始的时候俄罗斯还可以勉强的接受,但是后来运用摇摆的外交政策去说服这些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摆脱美国的军事基地的影响。这个问题被称为“大国博弈”,这种竞赛的焦点更多的集中在大国身上以及他们如何在政治上轻易的操控弱小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大国的争论忽视了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内政治在赞成或者排斥这些军事基地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且重新协商了与吉尔吉斯斯坦的部分协定。因此,本节将讨论小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和政治领导人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苏联解体后对他与大靠山—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有什么影响。本节讨论了以下问题：(1)面对后苏联时代的变化,像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国家在安全、政治和经济方面面临怎样的挑战?政治精英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2)在新的外交环境中,吉尔吉斯斯坦的“多边外交”政策是如何在时间上限制并影响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对外交政策的制定?(3)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即军事基地的建设是如何促使政治精英的目的合法化?吉尔吉斯斯坦的外交政策已经倾向于俄罗斯一方。然而,911事件后,随着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被再次强调,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领导人发现在国内层面,吉尔吉斯斯坦的“多边外交”政策不仅能够复苏吉尔吉斯斯坦疲乏的经济,而且对政治精英、他们的家人和亲密朋友的政治篡夺也是有好处的。因此,在阿斯卡尔·阿卡耶夫政权(1991-2005)和巴基耶夫政权(2003-2008)期间,由政治精英提出的,为了本国的利益军事基地的开发与利用也会带来政治、经济和个人的获益。此外,美国军事基地的创建也在反抗俄罗斯的过程中给这两个政治领袖提供了一个讨价还价的杠杆,并制约着俄罗斯对吉尔吉斯斯坦外交的影响力。这个案例会分为三部分：(1)后苏联时代吉尔吉斯斯坦的历史概况;(2)阿斯卡尔·阿卡耶夫的“多边外交”政策；(3)巴基耶夫“多边外交”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