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古典婚恋文学,即中韩两国描写古代男女相悦相恋之事的文学作品。此类作品中男女主人公之间往往有着一个牵线搭桥的中介人角色,其中流传较为广泛、影响较为深远的、描写较为模式化的正是为男女二人传书递笺、传话望风的丫鬟形象——如《西厢记》之红娘。“红娘”典型人物与“红娘”叙事模式共同存在于中韩两国,其在文本中的机能与作用以及背后的社会心理及民族文化内涵非常具有对比研究价值。本文包括以下几个部分:首先,绪论里提出了阅读文本过程中发现的“红娘”现象的存在,初步考察中韩两国的研究现状后认为,无论中韩,对“红娘”典型的研究都不够充分,对两国此类典型的对比更是少之又少。因而计划利用比较文学的相关理论,试图分析出“红娘”典型在文本中具体的机能与作用,进一步透视通过其同异性表露出来的两国的社会心理与民族文化的共通处与差异点。研究文本范畴包括中韩两国描写男女情事的古典作品,体裁不限。从中国的笔记、传奇、话本、杂剧、章回小说,到韩国的汉文小说、韩文小说、说唱类小说(即“盘骚里”类小说),只要是描写男女相悦相恋乃至婚事纠葛的作品,都被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内。其次,总结归纳了两国此类作品中登场的“红娘”型人物,发现中国从汉至清的笔记、传奇、话本、章回小说及戏曲中都不断地有此类人物绽放异彩,与此相反的是韩国的“红娘”仅仅出现于李朝中后期的部分古小说作品中,然而共同的时代背景都是隔绝内外、以媒通婚的封建社会。再次,撷取了两国相关作品,对“红娘”典型在具体文本中的具体机能与作用加以分析,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在礼教森严、闺防严谨的封建社会里,小姐身边的侍女是她们要与外界接触沟通的少有的帮手与桥梁,因而才子佳人的故事里才子通过“红娘”型人物来接近佳人、故事情节的展开以“红娘”为依托成了比较固定的叙事模式。即,“红娘”是闺阁世界与外界沟通的桥梁,同时也是小说情节发展的推动者。二是才子虽符合中韩封建社会的审美,然而现实与心理都处于相对弱势的他们无法完全承担追求者的重任,此时文本中的“红娘”往往千伶百俐,主动地或被请求地帮助才子得以与佳人亲近、进而缔结婚约;同时封建审美观要求佳人严格地遵循礼教规范,这与自由恋爱就产生了矛盾,此时鼓动小姐与才子相会的“红娘”就辅助小姐完成了对“礼”的遵守——越礼的是丫鬟,小姐是被动的承受,并没有违反封建礼教。即,“红娘”是“弱势”才子的助力与“守礼”佳人的衬托。接下来进一步分析其社会心理及民族文化根源,发现“红娘”典型在中国的盛行是由于“媒妁制”与“中庸之道”的影响。即作为中介人而出现的“红娘”其实本质是媒妁集体无意识的沉淀——以异化的“媒妁”来证明恋爱而成的婚姻也是与社会道德审美相统一的,同时也是作者想要承认人欲天然恋爱自由却不敢完全打破封建“媒婚制”,试图让自由恋爱与封建礼教和谐共处,寻求“中庸平和”的结果。而“媒妁制”在韩国的影响并不像中国那样深远,韩国对“礼”的遵循也并不像中国那样严苛,同时对“情”的表达也相对奔放热烈,因而没有“红娘”型人物大量存在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