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中国最近20年内的农业机械化过程是美国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农业机械化过程的缩影。但是,在传统的关于农业技术进步的文献中,对于中国快速农业机械化的理解依然是表面化和模式化的。本文通过对农业机械跨区服务这一现象的深入剖析,结合中国特有的农业资源禀赋和城镇化的发展历史,从理论和实证上回答了有关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过程中的如下3个关键性问题:(1)在人多地少、土地极度细碎化的农业资源禀赋约束下,中国为何能够发展农业机械化?(2)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分别走过了农机小型化阶段和农机大型化阶段,那么是怎样的因素引致了这种发展模式的变迁?(3)中国的农机跨区服务是否会导致农业机械化水平对谷物产出的空间外溢性?这种外溢性的空间分布规律如何,而这种规律又怎样和中国特殊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地理特征相统一?简而言之,就是回答农业机械化为什么会发生(Why)?为什么现在发生(Why now)?以何种方式实现(How)?以及有何影响(Impact)?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形成了本文的主要结论:(1)关于农业机械化为什么会发生和为什么现在发生的问题,本研究的基本观点是,农业机械化是在更广的经济发展大背景——城镇化和就业非农化的引导下发生。宏观层面的实证结果表明: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短期内城镇化和农业机械化之间是竞争关系;但从长期来看,农业机械化所释放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会促进城镇化发展,而城镇化进程中对于农业劳动力的吸收从客观上要求农业实现机械化,二者是正相关关系。微观层面实证结果表明,非农就业总体上增加了农户的农业机械支出。(2)关于以何种方式实现的问题,本文在在俱乐部理论理论的框架下指出,农机跨区服务这一现象的本质其实是生产性农业机械在中国已经成为了俱乐部商品。中国国土在纬度上的纵横辽阔,不同地区同一农作物的同一生产环节时间跨度大,为农机跨区作业赢得了时间差,保障了俱乐部成员的充足,而中国的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这又降低了俱乐部成员的边际成本。世界上很难再找到像中国一样幅员辽阔、基建完善、耕地极度细碎化的国家,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发展模式很难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原因。(3)关于有何影响的问题,本文认为,农机跨区服务这种特殊的农机化实现方式已经改变了粮食生产方式,这种社会化服务主体的存在是农业分工和专业化的体现。进一步,本文认为,大规模的农机跨区服务必然导致农业机械化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这种效应表现为农机化水平不仅作用于当地的粮食生产,也对周边地区的粮食生产产生辐射作用,实证结果验证了这一假说。总体而言,本文从实际现象出发,运用主流经济学分析工具将现实理论化、模型化,最后又通过实证分析将理论与现实统一,从而加深了对实际现象的认知,其中可能的创新体现如下:首先,从研究视角方面:(1)非农就业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客观现象,但是本研究认为,农民的非农就业不仅导致了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的分工,更促进了农业产业内部的分工,在中国家庭联产承包的制度安排下,这种分工表现为形成了专业化的农机服务市场,而这是过去10年中国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2)从农机跨区服务这样一个现象切入,认为这种行为必然导致农业机械化水平在空间上具有溢出效应,并试图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测算这种效应的显著性和规模。(3)虽然部分研究指出农业机械跨区服务是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特殊模式,但对这一现象也只是停留在表面化和模式化的描述阶段,尚不能构建一个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去解释这一现象发生的机理以及外部冲击如何影响农机跨区服务的趋势,本文试图通过公共经济学领域下的俱乐部理论解释农业机械使用者和所有者分离的内在机制,分析小农户和大机械同时存在的缘由,并指出这是在中国现有的制度安排和资源禀赋条件下的必然现象。其次,从研究方法方面:(1)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农业机械化水平对谷物产量的空间溢出效应,这在有关农业机械化的研究中是较早的。(2)利用更加微观的大样本数据研究城镇化和农业机械化之间的关系,在模型的设计中考虑两者的滞后效应,将长期和短期关系分离,从而更为深刻地揭露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城镇化对于农业机械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