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文献包含了一个民族的思想和灵魂,是记录和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对一个国家而言,国家典藏是国家统治、社会管理、物质生产和文化建设的基础和需要,是统治阶级文治武功的历史记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古代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图书事业的发展。汉代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开始实行较为宽松开明的政治举措,民族统一、中央集权、封建专制的汉帝国在秦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文献典籍作为统治阶级文治武功的历史记录和统治工具,也受到了极高的重视。两汉统治者对典籍文献采取了收集、保存、整理、利用的政策,并在四百年的统治期间建立多个中央藏书机构,如西汉的石室、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兰台、延阁、广内,东汉的石室、兰台、东观、辟雍、仁寿阁、宣明殿,等等。这些国家中央藏书机构很好地履行了图书之府、著作之庭、校文之处和学术讨论之所的功用。两汉统治者对国家典藏文献的利用广泛,涉及到提供阅读、处理国家政务、应对灾害、开展学术活动、培养博学之士等诸多方面。同时也要看到,中央藏书机构也有深藏秘阁而秘不示人、集中保藏容易被毁的特点。中央藏书机构中设置了相应的职官,他们多为学识广博、治学严谨之士,负责对文献进行整理、校勘、编目,形成了一批官修目录。两汉官修目录不仅显示了当世国家典藏情况,也是统治者管理政务时查询文献的工具。从目录学的角度来说,两汉官修目录开启了古典目录学之先河,沟通了目录学与历史学,确立了以儒为首的官修目录的体例,在我国古代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各代官修目录的编撰影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