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左传》与《春秋》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将两者关系置于“春秋”之教的背景中加以系统考察,旨在探求《左传》中解经之传和独立之史两种成分的内在统一性,从而确定《左传》的准确性质。本文试图从《左传》的成书、材料来源、编纂方式以及文本结构等诸多方面,对《左传》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进行揭示,以此还原其真实面貌。　　 第一章,主要从“春秋”教育的文化背景出发,概括出“春秋”之教的三个阶段:史官“春秋”之教,孔子《春秋》之教,《左传》“春秋”之教,提出“春秋”之教的核心精神是惩恶劝善的历史道德观,从而说明《鲁春秋》、《春秋》、《左传》均属于“春秋”教育系统中的著作。与此同时,“春秋”教育因时代不同而有其不同特点。史官“春秋”之教以直书其事、褒贬自见为特征,孔子《春秋》之教以“春秋笔法”寓诸褒贬著称,《左传》的“春秋”之教则以大量的史事、言辞显示出其开明的历史道德观,其中有对《春秋》的继承,也有超越。　　 第二章,主要论析了《左传》作为“春秋”著作的具体特点。从《左传》广泛丰富的材料来源、“言事相兼”的叙述特点和独特的述作意识等方面,本文力图解释《左传》文本中出现解经和非解经因素的对立的因为。“事语类”材料的加入和史官记言、记事传统的发展,使得《左传》文本呈现“言事相兼”的特点,一方面有利于说明作者的道德思想、增强对读者的阅读吸引力,一方面又带来了对文本编年框架的冲击。同时,《左传》独特的述作意识也使得文本表现出一种暧昧:一方面祖述经典,沿袭前人,显示了“述而不作”的传统；另一方面又从叙述内容、叙述重心和论说方式上体现出较为自觉的著述意识。　　 第三章,主要立足于《左传》与《春秋》关系争论的焦点,将《左传》文本中出现的种种矛盾现象置于“春秋”之教的背景中加以解释。本文分析争论双方的关注点,诸如《左传》存在“有经无传”、“有传无经”现象,以《春秋》为比事纲要、解经语等问题,结合《左传》文本具体说明矛盾的成因。　　 第四章,主要分析了后世对于《左传》文本同时存在解经与非解经因素的理解,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刘歆、杜预、徐复观的主要观点,将其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指出他们同今文家一样矫枉过正,把非解经因素强行拉入解经行列中,试图造就纯粹之传,从而揭示了《左传》与《春秋》的微妙关系——《左传》本为“春秋”之教系统内的一部独立著作,它以《春秋》为出发点,又超越了《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