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开始,我国出口工业持续快速发展,已然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的动力之一。然而,我国的出口结构不尽合理,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也是被锁定在提供原料、组装加工等附加值低的低端环节。与此同时,出口产业这30多年来持续高速的增长,一方面是消耗了巨额的环境资源,另一方面是其制造的污染却几乎全部排放在国内,使得我国的环境承载力日益下降。那么,环境规制与出口升级是一种“鱼与熊掌难以同时兼得”的关系吗?这对于我国资源和环境约束日趋严重背景下,经济发展面临转型升级的挑战而言,是一个亟待解答清楚的重大问题。理论界对此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观点是基于“污染天堂假说”断定环境规制不利于技术创新,认为环境规制会加重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消极诱导企业减少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来控制成本,只会促使企业转移到环境管制更低的地区去,严重妨碍企业的技术进步,从而对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产生较强的“抵消效应”;另一种观点则是基于“波特假说”肯定了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指出在环境规制成本上升从而增大出口企业的竞争压力的同时,也正向激励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尤其是绿色技术创新,从而对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产生较强的“创新补偿效应”。理论界关于环境规制与出口技术的关系仍各执一词,意见仍没统一。本文在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有关研究的空白领域。首先,将环境规制区分为“事前控制型”和“事后治理型”两种类型,对两种不同类别的环境规制影响出口升级的实现机理进行理论分析,并依据上述理论提出3个相关的假说。然后,基于H-O-V模型,本文利用2005～2011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进而用面板分位数回归考察环境规制对处于不同技术水平的省市间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显示:“事前控制型”和“事后治理型”环境规制不仅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截然相反,而且在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随着分位点的提高,“事前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促进作用呈“倒U”型,而“事后治理型”环境规制的负面影响却逐步提高。此外,不论是在哪种类型环境规制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出口升级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对其他地区的促进作用,和FDI的影响仅在西部地区呈现为正向的积极作用。本文通过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主观分析与客观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中国环境规制与出口升级的关系进行分析后,提出了关于中国进一步实现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