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刑主义影响下,我国刑法对一些犯罪的法定刑设置偏高,与经济社会发展已不相适应,导致对这些犯罪的量刑虽符合刑法规定,却超出社会一般预期。特别是在我国量刑规范化还未完全实现的情况之下,量刑失衡的问题更加突出。为避免刑罚裁量过于机械化,也为迎合轻刑主义的思潮,实现量刑均衡,我国《刑法》在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了酌定减轻刑罚制度,即当判处法定最低刑还是过重、且不存在其他法定减轻情节时,可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刑法对该制度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包括存在争议的前提条件——是否以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为前提、模糊不清的实体要件——“案件的特殊情况”、过于严格的程序要件——“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实体要件的模糊不清使酌定减轻情节的判断缺乏标准,程序要件中核准主体层级过高使得酌定减轻案件的核准难以进行,导致司法实践中酌定减轻刑罚制度的适用率低下。酌定减轻刑罚制度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具体体现在酌定减轻刑罚制度以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两大刑法基本原则为法理基础,具有降低刑事裁判不确定性、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现刑罚个别化、取代以刑制罪等法律价值。但适用条件设定的不合理阻碍了酌定减轻刑罚制度在司法实践当中的应用,制度价值并未有效发挥。为充分发挥酌定减轻刑罚制度应有的价值,首先必须秉持量刑指导原则;其次,针对实体要件规定粗放的问题,设定具体的判断规则;最后,针对程序要件过于严格的问题,建议将部分核准权下放,建立二元化的核准程序,实现自由裁量权和酌定减轻之间的平衡。本文分四章来系统阐述酌定减轻刑罚制度,四个章节之间是层层递进的关系。第一章是对酌定减轻刑罚制度的概论。该章介绍了制度的规范内涵及其缺陷,并通过对酌定减轻刑罚制度历史发展的比较研究,探究酌定减轻刑罚制度的立法背景、立法目的、新旧刑法不同规定的深层次原因,以此剖析现行刑法中该制度在立法时天然存在的不足。纵向比较之后再与国外立法的规定进行横向上的比较,分析各种规定的利弊,以求借鉴增益。第二章主要是在理论上对酌定减轻刑罚制度合理内核进行探讨。重点讨论酌定减轻刑罚制度的法理基础以及通过对酌定减轻刑罚制度具体价值的论述揭示该制度在理论、立法和司法上具有的价值。第三章是对酌定减轻刑罚制度的实证研究。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展现该制度目前在我国适用的现状,包括适用案件的数量以及时间、罪名上的分布,最高人民法院对该制度的核准率,法官在适用该制度时对实体要件的理解、把握情况,成功核准案件的共性等等。目的在于论证该制度在实践当中并未得到普遍适用,很多案件虽符合酌定减轻的条件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减轻处罚待遇,并在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实务当中适用的困境。第四章意在通过制度的完善在扩大酌定减轻刑罚制度的适用与自由裁量之间寻求平衡。在经过以上三章的分析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酌定减轻刑罚制度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其存在也具有必要性,但在实践中却未能得到普遍适用,甚至存在被人为搁置的现象。基于这个结论,本章着重探讨减轻处罚实体要件的适用规则,并提出核准程序完善的设想,通过对制度上的完善来提高酌定减轻刑罚的适用率,以发挥该制度本身具有的价值。当然,扩大适用不是盲目的,否则会不当地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得制度的扩大适用演变为制度的滥用,这对罪刑法定原则将是巨大的打击。因此,在制度设计中,既应当保证该制度的活力,防止被搁置,又应当避免滥用,走向另一个极端,实现两者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