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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戏剧时间,《泰阿泰德》、《智术师》、《治邦者》三部对话构成了一组三联剧,乃至《泰阿泰德》、《游叙弗伦》、《智术师》、《治邦者》、《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斐多》构成了更大一组的七联剧,所有这些对话中的主题都围绕“苏格拉底问题”而展开。在《泰阿泰德》中,苏格拉底提出了哲人与知识的关系问题。在《智术师》中,苏格拉底对来自爱利亚地方的异乡人说,那些真正的哲人会幻化成治邦者、智术师和疯子,苏格拉底请他辨明,智术师、治邦者、哲人究竟是同一种人,还是几种不同的人。于是在《智术师》和《治邦者》中,异乡人探讨了“智术师”、“治邦者”与哲入苏格拉底的关系,以“审判”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但是,异乡人却没有探讨“哲人”本身。在古希腊肃剧中,三个肃剧和最后揭示真相的萨图尔剧构成一串完整四联剧,可是柏拉图依据肃剧形式写下的这串对话中,却缺少本应作为萨图尔剧的《哲人》,只因他不打算直接向读者揭示哲人的真相。
对探讨“苏格拉底问题”而言,《治邦者》至关重要,因为据说,苏格拉底一生都致力于人事或政治问题。因而,必须考察苏格拉底与治邦者或王者的关系,或者说考察伪装成王者的苏格拉底。在《治邦者》中,爱利亚异乡人向人们揭示,与数理哲人迥然不同,作为政治哲人,苏格拉底下降到城邦的洞穴中,观察城邦中恍若阴影的缤纷意见,并由此习得睿智或实践智慧。睿智指的是人依照中庸行事以达成政治或爱智的目的,即实现最好的社会,或成为最好的人。因而,在政治哲人认为,睿智要优于数理。苏格拉底知道,真正的爱智者不可决然割裂实践与理论。睿智处理异质性的城邦问题,苏格拉底借助睿智上升到对整全异质性的思考,并证明整全本身是由异质的存在者构成。最后,异乡人对苏格拉底的哲学审判结果是:一方面,他赞同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因为苏格拉底直面城邦中的纷繁意见所构成的“非存在”问题,由此开启了哲学的“第二次启航”;另一方面,异乡人也批评了苏格拉底哲学活动,因为苏格拉底以睿智上升到超出城邦,脱离了作为其哲学起点的政治生活。异乡人向苏格拉底建议:要么遵照雅典的法律赴死,从而揭示哲人与城邦的张力;要么,从今往后,苏格拉底不仅要作哲学的诗歌,还要为众人作诗,这就是为已经失去传统宗法根基的希腊重制礼乐(nomos)。从《治邦者》出发,柏拉图为人们展现了苏格拉底的两条道路:《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斐多》构成了苏格拉底为哲学而赴死之路;倘若苏格拉底乔装打扮逃到了克里特,他要做的教导两位实际的政治人,如何为一个真实的城邦立法,这正是《法义》中情形。于是,《法义》构成了苏格拉底的重制礼乐之路。哲人重制礼乐既是为了民众过上美好生活,也是为了保存哲学的可能。既然睿哲终将离去,那么礼乐对城邦生活而言不可或缺,正如柏拉图对话对研习哲学而言不可或缺。就像异乡人称礼法是“第二次启航”一样,柏拉图对话模仿并实现了苏格拉底哲学的“第二次启航”。
对探讨“苏格拉底问题”而言,《治邦者》至关重要,因为据说,苏格拉底一生都致力于人事或政治问题。因而,必须考察苏格拉底与治邦者或王者的关系,或者说考察伪装成王者的苏格拉底。在《治邦者》中,爱利亚异乡人向人们揭示,与数理哲人迥然不同,作为政治哲人,苏格拉底下降到城邦的洞穴中,观察城邦中恍若阴影的缤纷意见,并由此习得睿智或实践智慧。睿智指的是人依照中庸行事以达成政治或爱智的目的,即实现最好的社会,或成为最好的人。因而,在政治哲人认为,睿智要优于数理。苏格拉底知道,真正的爱智者不可决然割裂实践与理论。睿智处理异质性的城邦问题,苏格拉底借助睿智上升到对整全异质性的思考,并证明整全本身是由异质的存在者构成。最后,异乡人对苏格拉底的哲学审判结果是:一方面,他赞同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因为苏格拉底直面城邦中的纷繁意见所构成的“非存在”问题,由此开启了哲学的“第二次启航”;另一方面,异乡人也批评了苏格拉底哲学活动,因为苏格拉底以睿智上升到超出城邦,脱离了作为其哲学起点的政治生活。异乡人向苏格拉底建议:要么遵照雅典的法律赴死,从而揭示哲人与城邦的张力;要么,从今往后,苏格拉底不仅要作哲学的诗歌,还要为众人作诗,这就是为已经失去传统宗法根基的希腊重制礼乐(nomos)。从《治邦者》出发,柏拉图为人们展现了苏格拉底的两条道路:《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斐多》构成了苏格拉底为哲学而赴死之路;倘若苏格拉底乔装打扮逃到了克里特,他要做的教导两位实际的政治人,如何为一个真实的城邦立法,这正是《法义》中情形。于是,《法义》构成了苏格拉底的重制礼乐之路。哲人重制礼乐既是为了民众过上美好生活,也是为了保存哲学的可能。既然睿哲终将离去,那么礼乐对城邦生活而言不可或缺,正如柏拉图对话对研习哲学而言不可或缺。就像异乡人称礼法是“第二次启航”一样,柏拉图对话模仿并实现了苏格拉底哲学的“第二次启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