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既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和体现。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社会冲突理论的关注度很低,究其原因,主要是对马克思社会冲突理论存在着片面的认识甚至误解。其中一个最典型的认识就是把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和其阶级斗争理论相等同。基于这样的认识,国内外学者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已经过时,无法给予当代的社会现实以合理的解释。本论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尝试运用多学科综合知识,从思想史的角度系统梳理马克思社会冲突理论的产生、形成与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马克思社会冲突理论的基本内容,比较马克思社会冲突理论与现代西方社会冲突理论之间的异同,并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阐明马克思社会冲突理论的当代意义和价值,以澄清对马克思社会冲突理论的片面认识和误解。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是在吸收和继承前人相关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在马克思之前,德国古典哲学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们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存在的种种社会冲突现象,提出了各种社会冲突思想,这些思想成为马克思社会冲突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就是在批判这些思想家的基础上,吸收、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社会冲突思想,并最终构建了自己科学的社会冲突理论体系。马克思社会冲突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萌芽、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大体说来,马克思社会冲突理论经历了从抽象的理性冲突观到人本主义的冲突观再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冲突观的发展历程。《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立场上,基于抽象的理性和自由原则,从理性国家和法的角度认识和分析当时的社会冲突现象。但现实物质利益的困惑使其对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和抽象的法产生了怀疑。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国家观展开了深刻的批判,分析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得出了是后者决定前者的科学结论,为其走向历史唯物主义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和黑格尔的基础上,分析了宗教冲突和政治冲突之间的关系,并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消除冲突的最终途径——人类的彻底解放。但是,这一时期,马克思对社会冲突的关注仍然局限于国家、法、政治、宗教等上层建筑层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则从经济基础的层面,分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的社会冲突,并探寻了社会冲突的经济根源。《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初步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结合,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形成、冲突双方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及社会冲突的本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对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社会冲突的根源、社会冲突的功能、消除社会冲突的途径等进行了全面阐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则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阶级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冲突的特点、方式和结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马克思社会冲突理论的正式形成。其后的《资本论》则对社会冲突理论进行了经济上的论证,从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社会冲突理论。马克思社会冲突理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其基本内容主要由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社会冲突的根源、社会冲突的功能、消除社会冲突的最终途径等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构成。马克思运用社会结构的分析方法,将社会冲突主要分为经济基础领域的经济冲突和社会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冲突和思想文化冲突,同时指出,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冲突主要表现为阶级之间的冲突,尤其是阶级之间的斗争。马克思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分析社会冲突的根源,指出社会冲突的最终根源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冲突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推动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上。马克思研究社会冲突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消除社会冲突,建立一个和谐的、自由的社会。二十世纪以来,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的现实,西方思想家纷纷转向马克思,在“批判”、“修正”马克思冲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社会冲突理论。这些理论虽然不同程度地带有马克思社会冲突理论的痕迹,甚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和马克思社会冲突理论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社会冲突的根源、社会冲突的功能和化解与消除社会冲突的途径上的巨大差异。相比之下,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更彻底、解释力更强,也更具革命性。马克思社会冲突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各种冲突现象,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从马克思冲突论的视角看,当代中国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从本质上讲,仍然是利益冲突,而究其原因,最终的根源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尤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主要原因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直接原因是各种制度安排的缺陷及缺失。因此,控制和化解当代中国各种社会冲突的最终途径仍然是协调好社会基本矛盾、大力发展生产力,并通过建立、健全和完善各项制度,消除贫富两级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