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党和国家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的重大改革不断推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议题和组织保障,同时也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法治现实主义”与“法治理想主义”者关于“良性违宪论”的探讨,提供一个调和区域性改革与现行法治冲突的理想方案,呼应党中央关于“重大改革于宪有据”的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尝试授权在部分地方一定期限内悬置立法的制度,以期助力试验地区的改革创新,保障改革蹄疾步稳,促进经济长足发展。但是,“悬置立法权”作为新型的立法权行使方式的合法性遭到不少学者质疑,最终被2015年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第13条所确认。现行《立法法》第13条虽在基本法上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悬置立法的职权,同时设置了主体、目的、范围、时空、方式和幅度等诸多限制性要件,使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悬置立法的实然权力有了应然上的上位法依据。但是,基于规范的悬置立法既有实践考察表明,悬置立法条文规范性不足,难免有条文过于简单之嫌,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失范”的现象。鉴于实践中的“失范”在很大程度是因规范的不完满所致,加之能动的实践已然拓展了条文规范的原始初衷及内涵,为此,为发展这个具有生命力的新型立法技术,立法者与理论界有必要结合实践调试《立法法》的相关规定。通过检索国内悬置立法实践现状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了截止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26项《授权决定》,并以此为分析样本,在与内心搭建的悬置立法制度理想图景相较之,全面反思当前我国悬置立法制度存在的问题,从规范悬置立法制度的顶层设计和完善悬置立法制度的配套制度设计两个维度着手,尝试性地提出了解决悬置立法制度问题的针对性建议,藉此保障我国“先行先试”“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