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经济增长乃至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过度强调政府的作用也可能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产生阻碍作用.因此,政府的规模应该如何,或者说政府的最优规模是什么,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焦点.针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认识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小政府到全能政府,再到有限政府的过程.基于此,Richard Armey借用“拉弗曲线”的形式,描绘了政府规模与经济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当政府规模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时,政府规模的扩大对经济绩效具有促进作用,当政府规模超过某一临界值,政府规模的扩大将阻碍经济的增长甚至社会的发展,而这一临界值就是政府规模的最优水平.那么,如何获取政府的最优规模,以及如何实现政府规模的优化,就需要对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这就是本研究的主题.　　在两个理论假设的前提下,本研究主要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的规模衡量地方政府的整体规模,用经济绩效做为政府规模优化的判断标准,并在梳理中国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政府规模与结构历史变迁的基础上,以最优政府规模估计模型的比较与选择,地方政府结构优化的选择方向,以及政府规模内生性的影响因素模型这三个方面为主线,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与结构的优化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在缺乏有效的水平监督与激励机制的情况下,中国地方政府的监督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监督.在这种情况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其规模主要受到财政体制的影响.因此,财政体制的两次明显变化将中国政府规模的历史变迁划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改革开放以前,其主要特点是高度集权,国家控制了几乎全部的经济活动,因此这一阶段的税收不具有经济学的一般内涵.第二,改革开放之后,财政体制的主题变为了“放权让利”,直到分税制以前都是如此.“放权让利”在促进经济绩效的同时,也扭曲了资源的配置、加剧了市场分割、引起了通货膨胀、导致了财政“两个比重”的不断下降.第三,分税制以后,基本上解决了上一阶段的多数问题,但公共物品与服务的供给不足,以及地区间不均等的问题依然严重.最后,在考察地方政府规模现状的基础上,还发现中国地方政府可能存在许多不能由财政收入与支出直接反应的隐性规模,以及较高的行政成本.　　在梳理历史变迁与现状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去估计中国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通过比较三类最优规模估计模型可以发现,基于“Barro法则”的劳均模型与门槛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而且较为一致.从估计结果看,中国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大约在10％左右.由此可见,虽然中国地方政府的平均规模显著小于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其最优规模水平同样显著小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二者之间的联动从某一层面上印证了隐性规模较高与行政成本较高的问题.　　与最优规模的估计相比,最优结构的优化更为复杂.因此,比较两种结构之间的优劣是可供分析的路径之一.通过双差分模型的检验结果可知,“省直管县”体制对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从浙江省与福建省的经验数据看,与“市管县”的体制相比,“省直管县”的体制在实施当年就可使浙江省各县的GDP指数平均增加约4.557个百分点,两年内的平均影响约为5.813个百分点,三年与四年内的平均影响分别为3.857个百分点与1.593个百分点,四年以后将不存在显著影响.可见,这种积极的作用大约可以维持四年左右.而且,剔除了福建省试点县以后的再估计结果可以说明“省直管县”体制的积极效应并不是个例,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是地方政府结构优化的一个选择方向.　　在最优规模目标的基础上调整政府规模并不容易.简单的改变政府规模的外显特征无法调整政府规模的均衡状态,因此长期下政府规模必将回到原来的均衡点.只有改变相关的制度因素,才有可能改变政府规模的均衡点,从而引致政府规模向均衡点不断调整.通过将滞后期的政府规模内生于决定因素的模型之中,本研究分析了政府规模的动态调整过程,并得到了影响政府规模的相关制度因素的无偏估计量.从估计的结果可以发现:第一,地方政府规模会向一特定的目标规模水平断地调整,而且调整速度很快,几乎每年都能调整剩余距离的一半:第二,转移支付占该地区GDP的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可能会导致政府规模提高大约0.7到0.9个百分点,这反应了“粘纸效应”显著存在;第三,中国的财政分权没能起到限制地方政府规模的作用,反而推动了地方政府规模的膨胀;第四,在1978年到2010年间,对外开放程度也是推动了地方政府规模膨胀的一个原因;第五,影响政府规模的各种因素大都表现出推动政府规模膨胀的作用,因而导致了地方政府的目标规模不断提高,最终表现为地方政府的规模不断膨胀;第六,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向一特定目标水平的不断调整,反应了地方政府规模具有条件收敛的特征.　　通过本研究的实证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已经显著高于其最优规模水平,同时,地区公共物品与服务还存在着供给不足与地区间不均等的现象.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水平监督机制的有效存在,而这种机制的引入还需要渐进式地改革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