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块里程碑，作为中国道家学派的开山之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哲学体系的著作。《道德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人们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影响不仅表现在文化和生活方面，还体现在中国古代哲学、政治和艺术等方面上。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之一，《道德经》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相当巨大，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文化词是能够反映使用该语言的国家的历史背景和民俗风情的一类词汇。文化词的意义深远并且内涵丰富。《道德经》中的文化词俯拾即是，各个意蕴深厚。若要成功英译《道德经》，准确翻译其的中文化词可谓是其关键所在。理想化认知模式理论（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是认知语言学领军人物Lakoff1987年提出来的。王寅2006年在《认知语言学》一书中对理想化认知模式进行了详细阐述分析。理想化认知模式，简称ICM，就是指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说话人对某领域中的经验和知识所作出的抽象的、统一的、理想化的理解，是建立在许多认知模型上的一种复杂完型结构，从而表明语言使用的实质理论。ICM作为认知方式，是人和外部世界互动基础上形成的，是以人的经验为依据来研究形式和语义的，这一特性也为英汉互译提供了新的依据，ICM理论用于指导翻译实践和译文评析也很具有说服力。本论文作者选择了《道德经》的四个广为流传的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即1848年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译本，1937年英国学者韦利的译本，1948年传播中国文化大师林语堂译本，以及2007年北京大学教授辜正坤的译本。这四位译者有两位本土译者，两位目的语国家译者，他们分别属于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本文旨在从四位译者所处时代和各自文化背景的差异入手进行分析，在理想化认知模式（ICM）理论视域下做一个描述性的对比研究。先将《道德经》中文化词的总类进行总结，然后用ICM理论的四种认知模式分别进行分析。作者通过对同一著作的不同时代译本进行客观的的描述，意在使读者重新审视《道德经》中文化词英译的历时性变化，从而为ICM理论与翻译理论的建构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为典籍英译批评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