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的诗歌在“七月诗派”中独具特色,具有较强的可研究性。然而,就现有的对其的研究而言,整体探索成果不多,涉及的方面和介入的角度都比较有限。本文通过对曾卓诗歌作品的文本分析和对相关的研究资料的思考与借鉴,将曾卓的诗歌置于“七月诗派”的背景下进行纵横的深入探讨。第一部分将曾卓的诗歌置于历时语境中,探索他在不同的生命时期其诗歌的风格流变:初初写诗的几年,风格忧郁细腻、浪漫唯美。四十年代起渐涉现实人生,风格悒郁沉重,充满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受难时期,风格强烈深重,凝练丰富,文字千锤百炼,情感与意味皆浓重得化不开。“四人帮”粉碎前后到新时期,风格清朗昂扬、热烈深沉,并渐趋宁静和美、清雅淡致。第二部分通过对曾卓、牛汉二者崇高而亮烈的人格、刚柔并具的性格特征、诗与我俱在的渗透生命体验的写作方式、“人诗一致”的诗歌追求、写实与浪漫兼具的双重风格、始终贯通的生命强力六个方面的分析,探究两位诗人内在精神的契合。第三部分将曾卓置于牛汉的对照视域之下,通过对牛汉由社会反抗到生命反抗、曾卓由社会关怀到生命关怀的转变的解析,探求两者沉冤期诗歌不同转向的缘由和意义蕴含。不同的转向是由于二人的个性、写作方式、诗歌追求不尽相同,这也预示着面对同一场大难,两者的觉醒程度、对整个国家和政权的思考亦是不同的。然则,他们对国家与人民的忠诚与热爱都始终不曾改变。第四部分阐述了与“七月诗派”并无直接联系的曾卓在那场大难中何以会被定名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他虽从不曾在胡风主办的期刊上发表过任何诗作,与胡风本人也未有更多私人交集,胡风自身也从未将曾卓纳入“七月诗派”,但是,他确实与“七月派”的诸多诗人交谊甚笃,他们一起创办的《诗垦地》可以说就是“七月诗刊”影响下的子期刊,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曾卓深受胡风的以“主观战斗精神”为代表的文艺思想的影响,可以说是化作了内蕴于曾卓生命深处的精神底色。曾卓最终成为“七月派诗人”的过程,可以说是他的精神归属之旅。相对于牛汉认为仅仅将其定位为“七月派诗人”,这是对自己的限制和狭隘化,曾卓是乐于自己被纳入“七月派”的,这既是因为曾卓被胡风文艺思想吸引原本就是出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内在精神的呼应,也可能与曾卓强烈的集体归属意识有关。但由于曾卓始终坚持以心灵折射时代风云的写作方式,区别于“七月诗派”以诗歌直接干预现实、匡救时世的诗歌追求,而成为“七月派”诗心中一朵别开的异花。第五部分探讨了曾卓对自由体诗的贡献与自身的缺憾。总而括之,“七月派”诗歌反拨了早期无产阶级及中国诗歌会的诗歌创作,使自由体诗恢复诗歌本色,又通过对格律诗的反拨,让自由体诗成为正统。曾卓的诗歌以其独异性的创作—一个人化的时代抒情,生动地记录了一个具有强烈人道主义意识、性格又偏于温情的知识分子在那个血火胶着的年代里真实的心路历程;在一片专制压迫愈重控诉与愤怒愈加强烈的混乱喧嚣里,曾卓仍然用不止的“爱”的书写和铭记来“自渡”、“渡人”,为一个疯狂的年代留下了执着的“爱”之声,并取得了不容忽视的诗歌成就,他以自己的诗歌创作实绩推动了自由体诗恢复诗歌本色,成为中国现当代诗歌正统的进程。只是,曾卓的诗歌也有他的缺憾,以直抒式的诗歌表达方式为主,意象类型不多,且内涵趋向固定、浅白,抒情有余,含蓄蕴藉不足。同时,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手法运用较少,基本只有象征一种,且以自我象征为主,诗风偏向明朗、朴素,然隐曲幽深之诗味不足。绾结而言,虽然有些遗憾,但毕竟瑕不掩瑜,曾卓以其独异性的创作为中国现当代自由体诗恢复诗歌本色、成为诗歌正统做出了珍贵而独特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