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社会的内在转型和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短短40年，中国就经历了从传统集权模式向行政制度裁减和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反思，传统的官僚体制面对日益增多的公共事务越来越无力应对。2013年3月14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发布，正式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七次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决定全面清理企业发展环境、三农、教育、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方面的政策及权限。要求提高放权“含金量”，增强监管有效性、突出服务主动性。2018年2月28日，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要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改革机构设置，优化职能配置，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提高效率效能。因此，如何有效促进政府部门的跨职能协同、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成为了当前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本文围绕部门协同的理论依据及促进协同的文化因素、制度因素、法律因素展开研究，对简政放权中主要的协同模式进行了探析，并以J省为例，对“放管服”改革进程中各部门协同取得的进展、部门协同存在的阻力与形成阻力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如何进一步促进部门协同的路径与对策。本文在结构上分为六章。其中，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为部门协同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困境;第三章为简政放权中部门协同的主要模式;第四章为深化“放管服”改革进程中部门协同问题透析——以J省为例;第五章为深化“放管服”改革进程中解决部门协同问题的路径与对策;第七章为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部门协同的模式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塔形”协同模式，主要特征为纵向协同以职能为依托，积极执行上级组织的安排，信息流通方便;第二类是以政策为依托的协同模式，主要是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职能部门的协同，这类协同存在着信息壁垒、职能冲突、责任不清的问题;第三类是以项目为依托的协同模式，主要协同主体是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大型企业。监管不到位、短期利益驱使等是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最后据此从促进部门协同文化要素的建设、完善部门协同机制建设和促进协同主体信息条件对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具体路径和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