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刚伯是20世纪从中国大陆迁往台湾的重要史学家。他的史学成果涉猎广泛,内容丰富,以“史学与世变”理论及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最为突出。沈刚伯自见证辛亥革命、留学归国又远赴台湾到建立台湾大学文学院与历史博士点等,其一生取得研史、治学、教育等诸多成就。他既受到王船山、黄梨洲、梁任公等中国史家的影响,又受到西方所盛行孔德实证主义、黑格尔历史哲学等西方思维的浸染。这就造成沈氏既具有同时代台湾史学家历史主体阐述的共性,又具有能够比较中西方史学的个性。其史学成就,侧重于中西方古代史、中西方文化史、中西方思想史与中西方学术史等方面。他吸收其他史家关于史原的观点,结合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方法,独树一帜地提出新见解。对儒家、法家、道家等流派的演变、融合、消亡有着独特的观点,突出个人在思想流派中的作用。沈刚伯对古代西方的研究视角较为宏观,从时代特性研究史学著作,从地理与文化角度研究古希腊文学,从环境与人种角度研究文艺复兴的兴起。沈刚伯根据自己一生所学,总结出“博、贯、约”、“正名”等习史与治史方法,并形成一套独特的史学理论。一是注意历史的时代性,将汤恩比的历史哲学放在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下研究。二是注意历史与世态的关系,即世态变动越急,史学发展越快,二者相辅相成。沈刚伯研史60余年,虽无代表性著作,但其史学思想影响大批后学。他与同时代史家多,如朱家骅、傅斯年、胡适、俞大维、董作宾、蒋梦麟、程发轫、李玄伯、罗家伦、杜维运等人有交谊,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中一些学者的学术走向,在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方面开风气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