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与文化现象。这是一个庞大、繁复的群体,其创作涵盖小说、散文、旧体诗词、戏剧、电影等多方面,尤以数量多、影响大的小说创作扬名文坛。由于新文学家的批判、排挤以及长期以来的偏见,鸳鸯蝴蝶派不被主流文学接纳,甚至被视为现代小说中的“逆流”而被排除在“现代文学”之外。然而,拨开历史的迷雾,回到民国“文学场”,鸳蝴派的真实面貌逐渐呈现。他们的作品并非完全守旧,也同样富含“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发生既不是学界普遍认定的“外发型”论,也不是少数学者提出的“内生型”论,而是三股力量——现代生产机制、域外小说和传统文学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职业作家的生产、现代传媒的传播、市民读者的接受构成鸳鸯蝴蝶派小说外在的现代生产机制,形成于清末民初上海的都会环境。它推动文学由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促使鸳蝴作家重新思考并建立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报刊媒介对鸳蝴派小说现代性的发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鸳鸯蝴蝶派作家在翻译域外小说的过程中,自觉地吸收外国文艺的优长,融会贯通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使小说在某些方面具备一些现代形态。同时,传统人文主义思想、传统文体和古典小说传统在其中发挥潜在的影响。鸳蝴派小说的现代性是本土/西方、民族/世界、传统/现代相融合而产生的。这三股力量一起开启了鸳蝴派小说现代性的众多法门。首先是主题方面。随着西方人文主义思想传入中国,鸳蝴派作家对爱情、婚姻的关注与思考凸显“人”的意识的觉醒。从民初言情小说到二三十年代的社会言情小说,爱情形态由纯洁的情转向世俗的爱,体现鸳蝴作家的文化价值观的转变。他们以个性解放思想贯穿其中,反思传统婚恋观。无论是青年男女对爱情自由与自主婚姻的向往与追求,抑或家长对子女婚恋的态度,都有别于传统言情小说的书写模式。他们的言情主题在继承古代小说言情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所超越,对五四婚恋小说、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及港台言情小说等有着积极影响。城市主题是鸳蝴派小说的现代形态之一。鸳蝴派的发展与上海、北京、天津三座现代化都市息息相关,鸳蝴派作家也成为比较早地关注与描写现代都市风貌、开展都市写作的第一代作家。他们把不同都市生活的现代性体验以文字的形式幻化为不同城市的表情,体现了鸳蝴文人矛盾、复杂的都市文化心理。这一类写作对于当代都市小说的写作具有启示意义。其次是艺术层面。不同于新小说家改良群治的“工具论”,鸳蝴派主张“兴味”,强调小说的娱情功能的同时也不放弃追求艺术审美性,实现了对“工具论”的救偏补弊。他们通过转化文学传统、学习西方小说的表现技巧,既保存了古代小说传统,又有了一些新变。他们首创日记体、书信体小说,并将对话体、独语体引入短篇小说创作,对长篇章回小说进行改写使其表现出区别于传统章回体的现代色彩。叙事模式方面,鸳蝴派小说突破全知全能叙事视角、“线性”叙事时间、以情节为中心的叙事结构和大团圆结局,提倡语言的白话化,实现小说艺术的现代转型。这些成功或不成功的试验体现了鸳蝴作家求新求变的现代意识,也为新文学家的艺术变革准备了条件。鸳鸯蝴蝶派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外国文学的优长,随时代发展具有一些现代新质。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中,它连接起晚清文学与新文学,起到过渡与桥梁的作用,推动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它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现代性发展更是中国文学现代性构建不容忽视的途径。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鸳蝴派小说从未断流,在当代它以另一种形式在港台地区得以延续,并对当代文坛发挥着某种潜在的作用。其中的一些文学现象(都市情感剧的热播、小说的影视改编)或文学形态(网络小说、微小说)都可以找到与鸳蝴派文学的渊源,而且,鸳蝴派小说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得失也可以为当代文坛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