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保持合理的消费率是社会再生产进行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需求占GDP比重不仅呈不断下降趋势，而且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约17个百分点。为了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都在积极研究和探讨。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李嘉图等价命题进行了研究。　　一、李嘉图等价命题提出的背景　　李嘉图等价命题论述的是一个古老的公共财政理论命题，核心是，征税效应等于发债效应.李嘉图等价命题的推理是建立在如下三个引理基础上的。一是征税是从生产资本抽走的。二是发债是从生产资本抽走的。三是公债付不付息都不会影响国家经济增长。李嘉图通过对这三个引理进行论述，得出了征税与发债是等价的结论。　　李嘉图认为，赋税如果不是减少现有资本，就是减少资本积累。李嘉图等价命题也不同于凯恩斯的观点。凯恩斯认为，政府发行减税公债会增加居民消费。而根据李嘉图等价命题，政府发行减税公债对居民消费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由于李嘉图等价命题的内容涉及到税收与公债的基本关系，也涉及到个人与企业在税收与公债面前的行为变化，还涉及到政府调控是否要在征税与发债之间进行选择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在经济理论和实践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二、李嘉图等价命题研究情况的回顾　　支持李嘉图等价命题成立的经济学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即政府跨时预算约束分析方法、生命周期假设分析方法、Seater的跨期效用最大化分析方法、巴罗的代际利他主义分析方法、赤字融资的信用市场效应分析方法和美国经济学家戴维·罗默(David Romer)的政府与家庭预算约束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反对李嘉图等价命题的入主要集中在对命题成立的一些假设条件进行考察，这些条件是:政府债券被视作财富的可能性、利他主义动机的存在性、一次性总付税的现实性、边际消费倾向的差异性、消费行为的拇指规则、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财富的代际再分配等方面。目前，运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李嘉图等价命题的经济学家也越来越多。经验研究表明，李嘉图等价命题实证研究的结论对数据的度量和模型的设定是很敏感的。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的实证分析结论也是不一致的，而且相互之间有很大差异，有的实证分析结果与李嘉图等价命题一致，有的则不一致。　　三、李嘉图等价命题若干条件的再研究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关于李嘉图等价命题的争论主要是集中在它的假设条件的考察上。不同结论的区别主要在于假设条件的不同。实际上，对每一个假设条件的考察都是对李嘉图等价命题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因此,本章也致力于对有关假设条件的再考察，试图通过逐步放松假设条件的方法，力求从新的视角，寻求新的结论.本文重点从消费角度考察代际利他主义、有限理性、个人需要的层次性三个条件对李嘉图等价命题正确性的影响.在这三个条件中，又重点考察了代际利他主义条件的影响。　　四、运用李嘉图等价命题分析财政收入形式的选择　　本文运用李嘉图等价命题分析了税收和国债这两种财政收入形式的区别。这两种形式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一直是长期以来人们争论的话题。不同的经济学家往往持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两种观点是完全对立的。一种是认为没有区别，以坚持李嘉图等价命题的经济学家为代表。另一种认为有区别，把国债视为罪恶。这两种观点始终处于争论之中，目前还没有共识的可能。组织财政收入的形式到底是税收好，还是国债好，或者税收国债没有区别，本文进行了讨论。　　根据李嘉图等价命题，税收融资和债务融资方式之间是没有区别的。但是，现实几乎是无一例外地以税收为主，税收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公债是辅助形式。现实说明税收与国债之间是有区别的。为此，本文对形成现实与李嘉图等价命题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在理论上是“公债有害论”占居主导地位、在行为上是国债幻觉比税收幻觉更强、在实践上是偿债基金管理的失败。　　税收与国债的等价由于涉及到代际之间的联系而变得非常复杂。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的存在，人们往往难以准确把握这种复杂的经济关系，对税收与国债在实质上的等价性不能予以正确而充分地认识。　　总之，从理论上看，税收与国债是等价的，但现实中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人们没有意识到这种等价性，公债有害论在理论上占主导地位，国债幻觉大于税收幻觉，偿债基金经常被挪用等原因，使得人们对政府债务实行比较严格的控制，只有当政府财政面临一次性的、超常规的、短期的社会需求时，才允许政府使用发行公债这种手段。正因如此，才导致财政收入的组织形式是以税收为主、政府借债为辅。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如税收的强制性与国债的自愿性，税收的强制性更有利于保证财政收入来源的稳定性。　　五、李嘉图等价命题沉默与复活的原因考察　　是什么原因使得李嘉图等价命题在沉默了157年以后才得以复活？本文经过考察发现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李嘉图理论体系本身不完善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　　二是二十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转移了人们研究的注意力。　　三是消费函数理论的发展为李嘉图等价命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四是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李嘉图等价命题研究提供了工具。　　五是七十年代“滞胀”现象的出现复活了李嘉图等价命题的研究。　　六、我国居民消费是李嘉图式的吗？　　本文在对李嘉图等价命题进行实证分析时，首先建立了一个以居民消费为被解释变量，以居民可支配收入、政府购买、政府收入和政府债务为解释变量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然后，运用这个模型和计量经济学的协整理论，从定量与定性分析的角度，考察了李嘉图等价命题在中国的适用性。重点研究中国居民消费是不是李嘉图式的。经过分析，我们得到如下几点结论:我国政府征税对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而不是削减作用;我国政府发债对居民消费基本上没有影响;我国政府购买对私人消费的影响很小。这就是说，中国居民消费既不是凯恩斯式的，也不是李嘉图式的。　　我国居民消费之所以表现出这种特殊性，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我国政府征税对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的直接原因是我国居民的税收负担较低。2002年，我国税收（含社会保障税）占GDP比重为19.77％，2003年为20.33％。这一税负水平，在我们所收集的30个国家的资料中，排在第25位左右，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水平。根据拉弗曲线理论，高税率可以抑制人们的积极性，低税率可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所以税收与消费之间呈现出一种正相关关系。这就是说，在“税率禁区”，减税可以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凯恩斯理论是成立的。而在低税率区，减税就未必能促进居民消费，凯恩斯理论也未必成立。供给学派认为，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税率都停留在拉弗曲线的“税率禁区”以外，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税率大多留在“税率禁区”之中，因此主张通过减税，降低边际税率来刺激人们工作的积极性。相比而言，我国居民的宏观税收负担较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在不断下降，1978年为31.2％，“六五”时期为23.0％，“七五”时期为16.9％，“八五”时期为11.9％，“九五”中期和“十五”时期逐步有所上升，但到2004年也只有19.3％。如果考虑到预算外收入，2004年宏观税负也只有22.7％，低于发展中国家25％左右的水平，也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水平。这种较低的税负大大调动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总量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因而表现出税收与消费的正向关系，即税收增加促进消费的增长。　　我国政府征税对居民消费增长有促进作用的间接原因是我国实行的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从我国现行税制结构来看，目前间接税收入所占比重较高。2004年，我国仅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等四项流转税收入就占到税收总收入的62.7％，企业所得税占15.0％，个人所得税只占7.1％。近年来，我国居民所承担的直接税税负虽然呈上升趋势，但总体看，个人所得税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仍然较低。这种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有一种间接的拉动作用。因为间接税（主要是流转税）是商品价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的增加往往带来商品价格的上涨，从而带来居民劳动收入的上涨。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的存在，尤其是在间接税制度下，个人往往没有察觉税收负担的存在，这就形成了居民收入增加的幻觉，从而做出扩大消费的决策。税制结构越复杂，消费者就越容易受到这种影响。这就是说，间接税容易导致居民收入虚增的幻觉，间接地促进了居民消费。　　我国政府债务的增加对居民消费影响不明显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正处于结构转型和体制创新时期，居民收入和支出预期不确定性较大，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心理很强。国债储蓄比其他形式的储蓄在安全性、流动性、收益稳定性方面都具有相对优越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发行国债不仅适应了居民储蓄要求，而且为居民储蓄提供了合适的手段，满足了居民增加储蓄的需要。即使政府不发行国债，居民也会采取其他形式进行储蓄。政府发行债务只是转换了居民储蓄形式，而不是挤占居民消费。所以，政府发行国债对居民消费不会有明显影响。政府发债是居民储蓄形式的转换，由其它形式的储蓄转换为国债储蓄，因而对消费没有明显影响。　　我国政府购买的增加既没有挤出也没有促进居民消费。这是由我国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决定的。总之，无论是从政府购买的资金来源，还是从资金运用上看，都没有直接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我国居民消费行为既不是李嘉图式的，也不是凯恩斯式的，我国财政政策是大有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