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烦恼人生》发表以来,人们一直在“新写实小说”的范畴对池莉创作加以批评和研究.由于“新写实小说”概念的出台本身就是批评家和杂志社“操作”形成的产物,所以这一指标不能够完全涵盖池莉创作的内容与精神价值指向,池莉写作的意义在“新写实小说”的座标系里无法得以确切地体现.作为一个当代小说家,池莉对中国文坛的贡献主主要在于她以中国当代工业重镇武汉市的市民生活为摹本,创造了一个丰满而独特的市民世界.池莉的市民世界小说的出现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与要求,是从封闭贫乏的计划经济时代到开放繁荣的市场经济时代中国都市百姓的审美欲求与人生欲望在文学中的透射.池莉的写作是视点下沉的“仿真写作”.作家这种放弃人生批判立场的写作很容易被具有浓厚商业气息的市民趣味所俘获,由市民日常生活的仿真写作滑向满足市民宣泄欲求的虚构故事,由对笼罩在市民生活的神性光环的剥离转向对市场需求的迎合.从改革开放刚刚启动的80年代到商业经济已经无孔不入的90年代,池莉的市民写作也由从理想的纯文学向商业语境中的时尚化写作迁移,从意蕴丰厚的市民文学向表层化都市言情靠拢.这是池莉写作需要反省思考的问题,也是当下中国文坛必须正视时的一个现象和一个不应回避的话题.该文在横向描述了池莉的平民世界以后,又纵向考察了池莉的写作历程,再次勘查了其写作的意义与缺陷,指出了其市民世界在建构过程中的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