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采取使用行政手段限制城乡人口流动。这些措施导致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滞后，已经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但是这些限制措施也使中国的大中城市避免了出现拉美式的消极型城市化问题。随着城乡人口流动限制的逐步放开，势必出现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的转移和迁徙，产生巨大的就业压力。 但是面对这种趋势，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农村经济和社会面临巨大的困难，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施加了强大的推力。而日益严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除了导致有效需求的不足，还给流动人口改善自身人力资本水平造成了困难。这些困难加上城市管理中对城乡流动人口的各种壁垒和不恰当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极大地强化了人力资本的二元结构。同时，人力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和重工业在工业结构中比例的上升又加深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问题。这些因素导致了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初步出现了消极型城市化的问题。如果产生这一问题的结构性原因——人力资本的二元结构得不到解决，中国将面临出现严重的消极城市化问题的现实风险。 只有通过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多种政策的综合治理，才能有效的消除我国面对的消极型城市化问题，解决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和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促进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