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广告业由停滞状态开始复苏并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广告的大量刊登播出不仅使大众传媒获得了较为丰厚的经济利益,也为媒介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必要的资本,为媒介的进一步扩张奠定了基础。在政府的鼓励支持下,媒介显示了惊人的发展潜力。自2004年起,我国的媒介文化产业首次超过烟草,成为中国第一大支柱产业。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媒介的盈利模式在20多年间并没有随着媒介的扩展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媒介起步依赖广告,到今天,无论是报纸、期刊还是广播、电视媒介,其广告创收依然占据着媒介收入的大半,绝大多数媒介甚至达到90%以上。媒介盈利模式的单一性不仅显露出媒介发展的潜在缺陷,还使媒介对广告势力“言听计从”,而“对于那些整体上依赖少数广告商的专业和地方媒体来说,他们比其他大众传媒更受到广告商近乎‘勒索’般的影响。”广告商对媒介的影响一方面使得媒介系统的服务对象发生巨大变化,媒介开始倾向富人而不是穷人,因为富人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广告回报。在我国,8亿多农村穷人几乎淡出了大众媒介的视野就是一例明证。另一方面,为了创收,媒介甚至忘记了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忘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初衷,许多媒介人有意无意地放弃了自己的职责,致使一些严重虚假违法广告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我们的公共媒体上。随着媒介竞争的加剧,媒介受众市场的渐趋饱和,媒介在广告市场的竞争变得更为残酷,市场的压力与媒介的趋利本性将媒介的广告违法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