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移民是伴随着生态压力转移的一种特殊的人口迁移行为或类型。对迁入区的直接影响就是改变了土地景观利用结构和类型,理论上会产生显性或隐性生态风险。文章以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景观生态学和生态风险等理论为指导,以红寺堡区为例,选取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5期LandsatTM影像为数据源,运用ArcGIS、ENVI技术、Fragstats景观分析软件和Geoda空间自相关软件等集成技术方法,研究了生态移民安置区土地利用变化生态风险问题。研究结果显示:(1)红寺堡区土地景观要素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是草地,占比达58%,其次为耕地,占比为32%。面积最小的是未利用地和水域。研究期间内草地面积减少,其他土地景观要素面积都呈持续增加的态势,尤其是耕地面积增加最多,其次是建设用地,土地景观利用面积的变化反映出红寺堡区建设和发展的趋势。耕地、未利用地、沙地是研究期内动态变化较大的土地景观类型。且这三类土地景观和草地之间转换较为剧烈。水域由于本身面积的限制,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转换活动最微弱。各类土地景观变化较为复杂,总体而言,红寺堡区土地景观正朝着破碎度、异质性程度增加的趋势的发展。(2)红寺堡区土地景观生态风险等级分布具有一定规律性,研究初期被高度风险区、较高风险区所覆盖,到研究中末期(2005-2015年)风险区由较高风险和中等风险区所主导,高度风险区面积减少,低度风险区面积增加,生态风险开始呈“纺锤”型结构分布。从生态风险区分布变化来看,高度以及较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红寺堡区的中北部、西南部分,大致对应红寺堡镇、柳泉乡以及太阳山镇的中北部和大河乡的西南部。生态风险低值中心以红寺堡区的中南部即新庄集乡的中部最为明显,其次在太阳山镇与柳泉乡镇的东部边界处。(3)红寺堡区土地景观生态风险指数空间分布存在着一定的集聚效应。1995-2015年Moran’s I值有所波动,除2000年Moran’s I值最低为0.3494外,其余各年份的Moran’s I值均保持在0.4500以上,2015年Moran’s I值最高,为0.5126。Moran’s I值的波动变化代表了红寺堡区不同时期的空间趋同性变化状况。局部空间自相关LISA指数分布以高-高集聚(H-H)和低-低集聚类型分布为主(L-L),低-高集聚(L-H)和高-低集聚(H-L)分布现象不明显。高-高集聚(H-H)主要分布在红寺堡区的北部和西南角,低-低集聚(L-L)则主要分布在红寺堡区中东部,高-低集聚(H-L)和低-高集聚(L-H)零星分布在高-高集聚(H-H)和高-低(H-L)集聚周围。(4)针对红寺堡区生态风险时空变化分异规律,科学选址移民安置区,合理规划移民人口容量;改变农业产业结构,建设现代高效节水型农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改善扬黄灌区和小流域资源管理;因区制定不同的风险管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