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由崇尚中央指令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尊重市场自身规律的市场经济过渡,人民长期被压抑的创造财富的欲望从得到空前释放,收入水平也随着GDP惊人的增长速度而取得历史性的进步,居民消费层次历史上第一次从温饱、脱贫向享受、发展型转变。然而,经济的飞速发展并没有带来全民收入水平的公平增长,不同层次的居民收入差距已处于国际警戒线,形势非常严峻。2012年西南财经大学公布2010年的中国家庭基尼系数达到0.61,全球罕见。如此悬殊的收入差距并没有体现在工资差距上,实际上拉大富人和穷人鸿沟的主要是灰色收入、行政垄断、国有资产的“低买高卖”、内幕消息等等非市场因素。本文关注的非市场因素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政治资本”,即由党员身份、党内地位所附加的能量、权力、地位和由此而来的话语权、信息主导权和影响力。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市场化进程本身可能并没有将政治资本这个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因素逐渐排除出去,而是内化到自身并和市场化因素一起影响个体的收入(包括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那些拥有政治资本的个体因为更接近权力核心,享受非公开的市场信息、政策消息和内部圈子带来的收入溢价。关于政治资本和个体收入的关系很多文献已从不同角度研究过了,但存在的问题是：第一,没有解决政治资本和个人能力的内生性问题,如果政治资本仅仅是不可观测的能力、品质的外在指标,那么实证研究的结果即使显著,也不能证明政治资本是通过权力寻租、人际网络、内部信息共享等非市场因素的渠道发挥作用的；第二,在研究政治资本在市场化进程中的长期趋势时,仅仅将市场化指数作为市场化程度的考量,忽略了年龄、地区、所有制部门也是市场化程度的表征,并且没有将这些变量同政治资本作交互项放入模型,得出的结论并不严谨；第三,仅仅考察个人的政治资本的收入溢价在不同维度的变动情况,忽略了政治资本隔代传承的可能性,轻率地得出政治资本随市场化减弱的结论。基于此,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是：第一,在控制个人和父母的相关变量后,父母政治资本是不是显著地影响后代的收入?第二,如果父母政治资本收入溢价存在,那么在不同所有制行业、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样本中其溢价效应的变化趋势是怎样?第三,如果个人和父母政治资本都有收入溢价效应,这两种政治资本的溢价作用是否有联系或者差异?在解决以上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寻找政治资本的合适表征。本文基于大量文献研究成果,按照多数学者的意见,同意将党员身份作为政治资本的代理变量,其理由有三：第一,虽然党内职务与权力高度相关,是更理想的代理变量,但是难以获取包含该信息的微观数据库,且该变量覆盖的样本数太少；第二,本文重点研究的是父母政治资本的影响,虽然年轻一代的党员身份不再意味着权势的价值,但在父母入党的年代党员身份的获取并不容易,且与其政治经济地位、社会资本规模大体上是相关的,父母的政治资本优势完全有可能传递给子女,从而构成本文研究的主题；第三,本文样本包括农村,在农村党员身份依然稀缺,农村的调配物质资源、政策信息的权力相比城市更加集中,有党员身份的个体更容易进入党政机关,所以农村获得党员身份的个体更容易发挥政治资本的权力寻租、获得内部消息和社会网络的作用；第四,在控制了个体的行政级别变量后(副科、科级的样本占据大多数,因此将其处理为是否有行政级别的虚拟变量),党员身份的收益溢价作用依然显著。本文实证研究思路是：首先,验证个人政治资本和父母的政治资本是否具备统计意义上的收入溢价效应；其次研究在不同所有制单位和不同年龄段的个人政治资本的收入溢价是否发生变化；再次,通过设立关键变量与核心变量的交互项,实证分析得出父母政治资本的收入溢价效应与户口、个体的所有制行业、市场化发达程度的关系；最后,将个人政治资本与父母政治资本不同的影响和作用途径进行对比分析,得出有意义的启示。文章的研究意义在于：第一,研究父母政治资本对后代的收入溢价作用,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资本具有代际传承性的特点；第二在分年龄段回归中,把个人政治资本和父母政治资本一起放入模型,能更直观地比较政治资本对两代人不同的影响路径,有助于理解在市场经济下政治资本的存在意义；第三,通过从年龄、城乡、地区、所有制单位等多个维度考察父母政治资本的影响的变动情况,最终形成对政治资本和市场化进程关系的全面认识,为政府正确处理权力和市场的关系提供借鉴意义上的指导。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本文将个人政治资本和父母政治资本结合起来考察与个人收入的关系。因为政治资本的收入溢价的效果与个体年龄、市场化程度高度相关,其他文献研究得到的政治资本作用随市场化进程增大还是减小的结论并不能证明政治资本效果增强还是衰减,因为政治资本完全可以通过代际传递的方式影响下一代的收入水平,日趋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的“非市场化因素”不一定就此消除。第二,没有片面的将市场化指数作为市场化程度的代理变量,而是从地区、年龄、所有制单位等多个维度反复考察父母政治资本的溢价作用的变动情况,全面地研究政治资本的作用和市场化进程的关系。第三,第一次从政治资本的视角为研究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减弱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介绍了文章研究背景、研究方法、目的与意义和文章的创新点和论文结构。第二章是文献综述,分为政治资本的概念、政治资本与收入和代际收入流动性三部分。第一部分总结前人对政治资本这一概念的观点和度量方法,结合本文背景,提出党员身份可以作为政治资本的代理变量,并提出党员身份影响收入的三个可能途径。第二部分首先总结政治关联和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对比分析企业的政治资本在中外不同环境下不同含义和价值,然后梳理中外文献关于政治资本和个人收入关系的研究成果,以便对政治资本的收入溢价的作用途径、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变化情况有一全面的认识。第三部分主要是代际收入流动的文献,代际收入流动性越高,社会的机会平等程度越高,本文研究的是父母政治资本对子女的收入溢价效应,因此为解释代际收入流动提供新的视角。同时总结代际收入流动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研究框架,为下面的模型加入教育和政治资本变量提供理论依据。第三章是数据介绍和描述性统计。介绍了关键变量的定义和编码,然后从全样本、不同所有制行业、父母是否党员、不同地区、城乡、父母退休与否这些维度对数据进行简单描述,得到初步的直观结论。第四章是实证研究,分为模型设计、个体政治资本收入溢价作用和父母政治资本收入溢价作用三部分。第一部分在Mince的简单收入函数模型基础上推导成多元线性模型；第二部分首先区分农村和城市的样本考察个人政治资本的溢价是否存在差异,然后按不同所有制行业分组回归证明个人政治资本的影响力并不是简单地随市场化进程减弱,最后不同年龄段的样本回归分析验证政治资本的时间累积效应。第三部分首先从全样本中控制个人和父母的所有有关变量,证实父母政治资本对子女的收入溢价作用的存在,然后加入父母退休变量并与父母政治资本作交互项加入模型,通过观察交互项的显著与否排除父母政治资本和子女能力的内生性问题。再次,从市场化指数、地区、所有制行业三个和市场化程度相关的维度,分别考察父母政治资本的溢价作用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并且,将所有制行业和核心变量做交互项,更严谨地研究政治资本的作用在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单位是否有统计意义上的不同。最后,将实证结论和个人政治资本的研究结果作对比,得出有益的结论和启示。第五章是结论和启示,将个人和父母政治资本的研究结果结合起来得到有意义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