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华夏大地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结束了。旧的推倒了,而新的为人所期盼的新秩序却并没有随之而来,中国进入了乱象纷呈的时期,“乱”成为民国社会的重要特征。民国的“乱”,集中反映在兵祸上。兵这一具有暴力属性的群体,走到了社会舞台的中心,犹如脱缰的野马,肆意妄为,酿成战乱兵祸。而偏安西南,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战事之频仍、战祸之惨烈,较其他省份尤甚。可以说,四川就是民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而其兵灾连天又是民国兵患的一个放大。因此,选取四川作为考察对象,对于研究兵与民国社会具有示例作用。文章共分五个部分,来探讨民国四川兵与社会的关系,试图揭开乱世兵患的真面目。第一部分,先从全国的视角切入。从国家层面来看,由于清末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兵”摆脱了传统社会遭轻视的地位,逐渐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力量。民国初期的四川,在全国处在一种边缘化的状态。这两个因素,是民国四川兵患的重要前提。民初四川的地方武装,是对四川清末编练的新军、四川保路同志军、蜀军政府所辖军队改编而成。当时的四川,由于人口膨胀,人均耕地减少,加之土地兼并严重,失地流亡农民数量大；城市破产失业人口庞大；在科举制度废除后,行伍也成为知识分子攫取财富和权力的新途径。这些条件,为四川军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第二部分探讨影响川军发展的主要因素。南北之争中川军首鼠两端,在南北势力之间巧于腾挪,获得较大发展。几个阶段的大规模混战,各军实力互有消长,就整体而言,川军规模日益扩大。通过驱逐滇、黔等外省军队,四川军事力量在本土的发展具有了合法性。同时,川军首领通过各种手腕,将川人治川变为川军治川,进一步加强了对本省的军事控制。纵观四川军事集团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与地域相关的乡土文化起了重要作用。第三部分阐述川军的构成方式与素质。川军主要是通过血缘、地缘、业缘扩充实力。同时,以学缘为主要纽带组成派系,在斗争中合纵连横,互相勾结。一些军阀还在军中设有小组织,以加强对人员的控制,使军队呈现出浓厚的帮派化、私人化色彩。从主要将领和下层官兵两个层面分析,川军的素质较低。军事首领们的出生、受教育程度、升迁之途,决定了他们的眼界、才能和追求较低；而下层官兵的主要动机是养家,素质差,战斗力低下。第四部分重点分析四川军阀的养兵之道。四川庞大的军队,加之战事繁多,自然需要大量的军饷。当时的军饷主要来自四方面,即田赋、盐税、烟税和其他杂税。军阀们田赋预征严重,盐税、烟税极尽盘剥之能事,其他苛捐杂税也是名目繁多,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第五部分主要分析兵与当时较突出的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防区制这一具有典型封建割据色彩的制度,对民国四川社会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当时四川匪患严重,又与兵患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兵与袍哥、团练既互相利用,又彼此斗争,构成了四川社会的独特景观。最后对四川军阀统治时期有限的社会建设进行了客观分析。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现实等多角度多侧面考察川政统一前川军与四川社会的关系,探讨兵患的深层次因素,对于把握兵这一特殊群体的属性、认识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深化研究民国兵与社会的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