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正在全球兴起。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欧盟的“容克投资计划”以及美国的基础设施重振计划等，再次向世人彰显了基础设施对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性，是人类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然而，基础设施并非“有百利而无一害”，其同样会带来各种生态、经济与社会问题，比如栖息地破坏、挤占资金资源、引发社会冲突等，这都是其“副作用”的另一面。尤其是在当前国际社会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议题陷入停摆状态，而社会不稳定因素又不断高企的大背景下，有关基础设施对区域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也逐渐引发广泛关注。
　　社会-生态系统是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紧密交融的复杂适应性系统(Holling，1973)，而基础设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纽带性角色，是助力人类社会获取自然资源、利用自然资源、改造自然资源的关键途径之一。从事物的两面性来看，基础设施对社会-生态系统具有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尽可能地降低其负面影响效应但又确保其正面影响不降低，是追求基础设施建设绿色化的理想目标，也是当前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下应当积极面对的现实问题。
　　为此，本文以机场类基础设施为例，系统梳理了机场类基础设施对区域社会-生态系统的作用机理，构建了影响结果背后的制度分析框架，并以来自中国的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和德国柏林-勃兰登堡国际机场作为比较案例，借助遥感影像数据、统计数据、GIS技术、相关计量回归方法以及多智能体模型等，揭示了两机场对区域社会-生态系统在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经济方面的影响结果、差异与原因，以期为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的制度创新提供科学依据。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机场建设会对区域社会-生态系统在土地利用方面产生影响。具体地，中、德两机场建设导致了区域植被用地(Greenland，代表农用地)的减少与不透水面用地(Impervioussurface，代表建设用地)的增加，两者对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范围大约在11km和10km以内，而在该范围内，两机场对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存在着显著差异，在杭州机场案例中，区域植被用地减少或不透水面增加的幅度均远要高于柏林机场，而且在柏林机场案例中，植被用地减少与不透水面增加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机场自身周边。
　　(2)机场建设也会对区域社会-生态系统在生态环境方面产生影响。中、德两机场建设导致了区域热度、绿度、湿度以及干度等生态因子的变化，两者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范围在10km和9km以内，但两机场在该影响范围内对各自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杭州机场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出现下降，而柏林机场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则保持了大体平衡。
　　(3)机场建设还会对区域社会-生态系统在社会经济方面产生影响。中、德两机场建设导致了区域人口密度与GDP密度的变化，两者对区域社会经济的影响范围分别在9km和10km以内，而在该范围内，杭州机场周边地区人口密度与GDP密度的增长情况要明显高于柏林机场案例，但若简单剔除同期两机场所在杭州市与柏林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差异，杭州机场给周边区域带来的人口与GDP增长仅略高于甚至低于柏林机场案例。
　　(4)两机场案例对区域社会-生态系统在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经济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化影响的背后，与中、德两国在土地规划、土地产权以及公众参与等基础性制度的差异性有关。两国间的制度差异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国的土地利用规划更注重经济与社会效益，不仅忽视了生态效益，而且受政府影响大，形成了“规划跟着项目”走的局面；德国的空间规划注重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统一，且具有权威性，严格遵循“项目跟着规划走”的原则；二是中国实行土地公有制，但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对农地资源的集体产权并不完整，容易受政府支配，并导致农地资源成为实质上的公共池塘物品；而德国实行土地私有制，农地所有者对农地享有完整的权利束，是真正意义上的私人资源；三是中国的公众参与多停留在形式上，而德国实行严格的实质性公众参与。此外，基于两机场案例的模拟结果也再次表明，中、德两国间基础性制度差异是导致两机场案例对区域社会-生态系统产生差别化影响的关键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