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四行集》中，冯至探讨了关于生命的一些重大命题如生与死，蜕变与新生等，在对这些命题思考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诗人的理性精神，即为坚韧的生命意志和直面生命有限性的生存态度，这在诗中就表现为执著而近于盲目的生长精神，同时，诗人认为生长是平凡的，是平凡生命在“原野”的生长。然而，生命的“原野”并不是总是促进生长的，生长精神也不是可以克服一切的，但是冯至仍然坚持着生长和向上。冯至用这样一种执著的平凡生命的生长精神反抗世俗社会和反抗生命短暂而世界永恒的孤独，其实在本质上就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悲剧精神。其悲剧精神强调了生命的平凡性、平凡生命的生命意志以及不尖锐却执着的抗争，即为冯至式悲剧精神。诗歌的形式和内容是融合在一起的，形式就是内容，内容就是形式，形式上有严格要求的诗体形式，从内容上做到和形式的融合就更有难度，那么，十四行诗的真正难度在于与形式恰和的内容，但是，恰恰相反，我国诗人在十四行诗的早期探索中，更多注重“形”像，冯至从内容上达到和十四行体的融合，这种融合是通过内容和形式的互补形成的，他的柔韧平和的语言、内敛的思想情感以及和谐之态是达到和十四行体式结构特点相反相济的一个创造，而十四行的动感起伏又是对他的行云流水式语言和因为内敛而显得静态的思想的有效弥补。冯至把两者衔接好，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让束缚变得得体而优美，让并不复杂的思想撑着体式，并获得格律外的延伸。不但在表层形式上和谐，而且内在情感与思想在诗歌的底层也是自由的，不受形式限制的，这其实才是十四行体的最高的要求，也是最完美的统一：形式与内容之间相容又互相突破。冯至的《十四行集》不仅以其理性精神和悲剧精神完成新诗史上的转折，而且他以自己的语言和表达风格形成和十四行体形式的互补，通过互补而创造了十四行诗，达成十四行体在中国发展的转折和高峰。在论述的过程中，主要与卞之琳、戴望舒、“中国新诗”派等诗人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