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为各国通过金融深化促进金融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多重政策选择可能。20世纪80年代以来爆发的“拉美债务危机”和90年代爆发的“拉美金融危机”及“亚洲金融危机”正是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不成功的最好例证。而只有美国通过金融深化，实现了迅速的经济增长，并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大潮的推动下，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各种有利因素，创造了“新经济”的繁荣，并奠定了全球经济金融霸权的基础。　　鉴于此，本文以“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问题研究”为题，按照“理论基础——实证分析——再理论总结——再实践指导”的基本逻辑分析顺序，在对金融深化理论发展脉络进行了分析介绍的基础之上，分别对拉美、东亚国家以及美国的金融深化实践过程进行了具体实证分析，并对这些国家金融深化实践过程产生的不同效果进行了相应分析和评述。在此基础上，分别揭示出拉美、亚洲国家金融深化实践不成功的原因和美国金融深化实践取得成功的原因，并通过对比分析总结出不同金融深化模式的经验教训和重要启示，用来指导在全球经济发展非均衡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并为中国金融深化提供有益的理论和政策建议。　　论文全篇包括导论、正文、参考文献和后记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包括了五章内容。　　导论:包括了三节内容，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文章的结构安排和主要内容;以及论文的主要创新点或突破和进一步设想。　　第一章:金融深化论的理论基础和发展脉络。　　本章为理论综述部分，为随后几章的论述奠定理论基础，共分三节内容。第一节介绍了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市场不完全、资本市场严重扭曲和患有政府对金融的“干预综合症”的现象，深入分析了“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的危害，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是因为存在着金融压抑现象，因此主张发展中国家以金融自由化的方式实现金融深化(finacial deepening)，促进经济增长。第二节重点介绍了金融深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针对传统“金融深化”理论的局限性，麦金农和肖本入以及卡普尔(Kapur)、弗莱(Fry)、布莱克(Black)、国际马锡森(Mathiesan)、赫瑞克和金德尔伯格等经济学家，相继对金融深化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和完善。20世纪90年代以来，威廉姆森又提出了以新自由主义为背景的“华盛顿共识”，随即成为发展中国家这一时期金融改革的理论基础。后来，斯蒂格利茨等人又根据“华盛顿共识”在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实践中暴露出的缺陷和不足，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雷默等又根据中国、印度金融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概括提出了“北京共识”。上述这些理论也成为“金融深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三节介绍了“金融约束论”的主要内容。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之后，从不完全信息市场的角度提出金融约束论，重新审视了金融体制放松限制与加强政府干预的问题。　　第二章:金融深化的实践模式及其效果分析。　　本章主要论述了以拉美和东亚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实践模式，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金融深化实践模式，并分别对其不同的实践效果进行了分析。本章共分三节内容。第一节对拉美国家金融深化实践及其效果进行了分析。拉美国家的金融深化改革可分为两个阶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压抑”，使拉美国家吸引了大量外资，增强了金融机构为投资项目融资的能力，整体经济较改革前得到了一定发展。但由于多种原因，金融自由化也使拉美国家付出了承重的代价，“拉美债务危机”和“拉美金融危机”相继发生，社会矛盾日趋恶化，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第二节对亚洲国家金融深化实践及其效果进行了分析。亚洲国家金融深化改革也可分为两个阶段，包括开放资本账户、放松对外资流动的限制、放松金融领域的业务限制和地理限制等改革措施。亚洲金融自由化改革使亚洲各国经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但由于忽视了国内金融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终于在1997年由泰国的泰铢贬值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各国经济遭受了非常惨重的损失。第三节对美国金融深化实践及其效果进行了分析。美国的金融深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不断的金融创新，将以往束缚金融发展的制度进行彻底改革，激发了金融发展的活力，使金融有效配置经济资源并支撑经济快速发展的潜力得到了充分发挥。通过金融创新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创造了“里根经济学”奇迹;90年代以来，美国抓住了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机遇，利用NASDAQ市场发挥的引导科技创新的金融创新优势，同时还利用其“中心”国家的地位，不断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特征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创造了20世纪90年代长达十年的“新经济”的繁荣，也奠定了美国经济金融霸权的基础。　　第三章:金融深化实践模式成败的原因分析及其启示。　　本章通过对不同金融深化实践模式的成败原因分析与比较，由此总结出具有现实意义的有益启示。本章分为三节内容。第一节主要分析拉美、东亚国家金融深化失败的主要原因。包括:这些国家的出口导向战略尽管带动了本国经济迅速国际化，但是也掩盖了国内结构调整的滞后。一些国家加速推进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开放，却难以实施有效的监控手段。钉住强势货币的汇率制度与比较优势的不同步变化，造成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加之政府与企业结合的产业战略往往导致金融体制诸多弊端。第二节分析了美国金融深化实践成功的主要原因。美国金融深化实践的成功，主要来自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进行大刀阔斧的金融改革夯实新金融霸权的内在基础，通过金融改革减少金融风险，增强金融业的竞争力，同时通过激活资本市场，恢复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二是将保持美元强势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不断巩固和捍卫美元的特权地位，通过国际资金持续流入促进美国新金融霸权。三是通过NASDAQ市场与高科技的发展，进一步拓展美国新金融霸权。四是利用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世界头号强国地位，向发展中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为重点的金融深化思想和政策，从他国金融自由化中强化自身的新金融霸权。第三节通过对拉美、亚洲金融深化模式与美国金融深化模式的比较分析，归纳出一些对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实践有益的启示。首先是拉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严重的非均衡性，使其金融深化所面临的内外部条件与美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这是不同金融深化模式导致不同实践效果的根本原因。其次，经济金融全球化过程中金融深化实践各方力量博弈也存在很大的非均衡性。发达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而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被迫接受美国推行的“华盛顿共识”。　　第四章:全球经济非均衡性加剧下的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　　本章重点论述了经济金融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必然趋势，美国霸权的不稳定状态和全球化的受阻，以及在全球经济非均衡加剧状态下的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一般政策选择。本章共分三节内容。第一节重点分析经济金融全球化趋势加快条件下的金融深化。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加快条件下，金融深化仍然是经济金融全球化的现实需要，同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金融创新迅猛发展;资本全球流动自由化日益扩大;金融风险也日益加大。这些新形势、新变化为金融深化实践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第二节主要论述了全球经济非均衡性加剧与经济全球化受阻。当前全球经济现状处于“失衡”状态，经济全球化进程出现放缓迹象，“一强多元”的世界格局悄然形成，全球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正在加剧。同时，美国已经开始步入“后新经济”时期，美国经济出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外部不均衡现象，其外部不平衡面临调整，这意味着新经济时期建立的相对稳定的产业链条和世界经济格局将不复存在，美国需要世界市场来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即美国不仅仅要在全球范围内垄断技术和资金，还要垄断生产。当美国也加入到对全球商品贸易的市场争夺中时，表明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将进入更加严酷的阶段，全球化也就出现了受阻或逆转的可能。第三节论述了全球经济非均衡性加剧下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现实选择。全球经济的非均衡性加剧及全球化受阻使发展中国家调整自身内外部非均衡性的难度加大。因此，发展中国家现实条件下的金融深化一般政策选择就必须立足于实现经济的均衡性，要实现对外开放与深化改革之间的均衡;要实现立足内资与合理有效利用外资之间的均衡;要实现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之间的均衡。现实条件下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必须进行“相机抉择”的多元组合政策选择。　　第五章:中国金融深化实践的一般政策选择。　　本章主要分析了中国金融深化实践的进程和遇到的主要问题;在分析中国金融深化面临的内外部不均衡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金融深化实践的一般政策选择。本章包括三节内容。第一节介绍了中国金融深化实践进程。第二节分析了中国金融深化面临的内外部非均衡环境。首先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非均衡性，主要包括内部非均衡的表现形式和非均衡产生的主要原因。随即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非均衡性，主要包括大量外汇顺差形成外汇储备激增以及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状况。第三节论述了中国金融深化实践的一般政策选择。主要包括:一是实行谨慎开放战略，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改革;二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三是积极推进资本市场开放步伐;四是积极推进区域货币合作，以亚洲货币整体的力量来对抗美元的压力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