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期，全球化不断深化，世界文化在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频度上相互交汇、碰撞，民族文化安全问题随之凸现出来。民族文化安全是一种新型的安全，在本质上是民族身份的安全和认同的安全。全球化是一场15世纪前后发轫于欧洲的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变迁，其根本的动力是普世性和特殊性力量的交替扩散和集聚。它沿着一条辩证的逻辑向前发展，逐步把全球转变为“单一的场所”，要创造既统一又多元的世界。在全球化的诸多后果中，全球语境和全球性思维的出现最具实质性意义。民族认同是民族国家通过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动员来建构共同的意义与价值的过程，涵盖民族政治认同和民族文化认同两个基本层面。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情境和社会结构，因而在表现出高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同时又随历史和社会的变迁而变迁。民族认同的流变不一定是坏事，关键要看它是否有利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其维系的要点在于民族文化归依与政治忠诚之间的适度平衡。全球化中，民族认同受到全球性与地方性力量的夹击，陷入了合法性危机。它虽然仍然难以被其他形式的认同所取代，但要想获得新的生机则必须在倾听内部声音的同时，又要考虑到外部的进程。本文以加拿大为个案，从历史与理论两个方面来探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文化安全的困境，并试图找到摆脱困境的可能路径。 加拿大文化滥觞于古老的北美土著文明，然后经历了法、英殖民时期的发展，最终形成于20世纪之初。土著文明是加拿大文化得以发育的基础，而法、英殖民文化则为它注入了新的血液和营养。加拿大文化在主体上是欧洲文明的延伸，其特点为多元化基础上的二元性。它以英裔文化为主，法裔文化为辅，同时包含土著及其他族裔文化的复杂成分，其中法裔文化有较大的独立性。它的形成既是世界文明融合的结果，也是加拿大各族裔彼此政治斗争的产物。 加拿大文化安全主要面临四大问题。其一是魁北克族裔民族主义；其二是土著民族主义；其三是“第三种势力”的身份诉求；其四是美国文化的渗透。前三者的挑战来自全球化中民族的分化，后者的威胁来自全球化中世界的整合。魁北克族裔民族主义反映的是英裔、法裔之间的文化竞争与冲突；土著民族主义折射的是土著人对加拿大政府的政治压制和文化同化的不满；“第三种势力”的身份诉求体现的是加拿大社会中的文化歧视；美国文化的渗透则暴露了世界性整合力量的冲击以及作为民族国家加拿大自身的弱点。 加拿大政府主要采取了二种对策来摆脱民族文化安全的困境。一种是民族认同的弱化。具体的方针是：对魁北克族裔民族主义者进行政治上的妥协和文化上的安抚。对土著人和“第三种势力”两大少数族裔群体的文化权利予以承认，并对它们的文化诉求给予象征性的支持。另一种是民族认同的强化。具体的举措是:针对美国文化的渗透实行文化保护主义。总体上看，加拿大政府的文化政策有较强的针对性，但两者并不一致，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抵触。因此，它们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远未真正解决问题。 导致加拿大文化安全困境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其一是加拿大自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一直奉行的盎格鲁化;其二是它70年代后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其三是美国化的侵蚀。盎格鲁化的弊端在于它漠视加拿大社会多样性的深刻和全球化中世界日益多元化的趋势。它从种族优越论出发，对法裔和少数族裔群体实施强制性的同化，在民族认同的建构上走向了极端，造成了极大的民族张力。多元文化主义的缺憾在于它内在的分裂倾向。它以民族政治认同统合族裔文化认同，虽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但却忽略了民族文化整合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至关重要性，削弱加拿大民族凝聚力，使族裔文化认同常常变成可怕的分裂性力量，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美国化的危害在于其文化中心主义信条和霸权话语的逻辑。加拿大之所以成为它的受害者，首先源自两国之间实力的悬殊，其次是加拿大民族认同的脆弱。两者都对加拿大的民族身份构成了威胁。民族文化安全的前提是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平衡;民族国家的力量来自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政治认同的有机结合。既然全球化是一个相对自主的进程，加拿大若想有效地维护民族文化安全，只有以全球化为参照框架，反思并重构现有的民族认同，更好地顺应时代的潮流。温和的、具有高度反思性的世界民族主义似乎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它不仅为少数族裔的文化开拓了生存空间，也为统一民族文化的建构铺平了道路，同时还呼应了全球化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