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6日《刑事诉讼法》修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经过讨论而正式成为一项明确的法律制度,此举有益于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有助于改善司法资源紧张的局面。此制度适用的基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主动积极承认自己所犯罪行、接受刑事处罚,这就决定了其在认罪认罚的过程中必然与司法机关之间存在互动,两方会围绕是否积极认罪、如何接受处罚展开协商,这一核心要素表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包含着协商精神,其中控辩协商程序是重要环节。控辩协商实际上是指检察机关和被告一方通过辩论、协商的形式达成一致意见,实现在检察机关的鼓励和引导下,被告人积极认罪认罚从而获得量刑上的从宽的诉讼模式,它的有效运行一方面能够加快制度的全面实施,另一方面更能缓解司法资源紧张局面,缩短诉讼周期提升效率,同时也减少了当事人时间与精力的消耗。在过去两年时间的试点过程中,控辩协商程序逐渐深入并影响着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目前,学界有关该制度的研究颇多,但是详细的关于控辩协商程序的探讨并不多见,学者对于该问题也存在不同看法,我国正式法律文件中也并未明确规定控辩协商程序,所以重点研究控辩协商程序具有重要价值,有利于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更快实现司法改革应有的意义与效果。论文从控辩协商程序缺乏独立性地位、过程形式化及缺乏法院专门的司法审查程序等现实问题出发,提出完善控辩协商程序的设想,具体包括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适格主体、适用案件范围、协商内容与方式、权利救济以及法院的事后审查等内容。论文的主要观点认为,我国确有必要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控辩协商程序,面对质疑与争议,应结合制度运行现状与现实需要,科学合理规范控辩协商程序,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建立符合我国刑事诉讼发展规律的程序体系,这对于实现刑事司法制度现代化具有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