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正是大众的活动,推动着历史的不断前行与发展。大众也是文学及文学批评的根本动力和最终归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观研究有利于深化对文学批评的大众立场的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观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研究也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与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观研究并不仅是个历史命题,其现实意义仍然延续至我们当代的精神文化生活之中。这一研究指涉较广,比如,为大众服务的文学活动机制的完善、大众自觉政治意识及文化价值观的提升和社会最广大力量的整合等等问题,均与之相关。所以这一论题本身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有待我们去研究和探讨。虽然目前学界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观的历史描述与理论研究颇为丰富,但在这些论述中,理论自身的谱系变迁、范式转型和话语品格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而类似这样的“知识性”的概括描述,难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观作出整体把握和科学阐释。本文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观的核心范畴、问题生成、研究视域、知识谱系和话语特质作整体研究,展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观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一章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大众”范畴的常见用法及内涵作了比较分析。“大众”范畴的语义流变及其所形成的复杂话语场,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研究所关注的焦点,又是理论探讨所纠结的难点。马克思恩格斯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层面考察并肯定了“人民大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则从文化批判的层面反思了“大众”的能动性与被动性,其中文化精英主义者把“大众”视为有待救赎的对象,反文化精英主义者强调“大众”的主体意识。而后马克思主义者哈特与奈格里倡导在本土化行动与全球化视野的结合中来考察“诸众”的不确定性和差异性。中国学界对“大众”范畴的用法及意义的界定,虽然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体现出鲜明的流动性和差异性,然而无论语境如何变化,这一范畴始终指向社会结构体系中的底层劳苦大众及其集体能动性：第二章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观的理论演进。本章依据理论研究的问题及回答方式,将晚清以来中国学界关于文学与大众关系问题的探讨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晚清时期文学“大众意识”的发现,五四至左联时期的“文学大众化”问题的论争,延安时期“文学大众化”思想的创构,以及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大众观的多维度发展。虽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观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意图、关注对象和价值判断不尽相同,但是对文学创作主体与文学阅读主体,文本的美学形式与意识形态内涵,文学社会功能与文学接受等问题的讨论具有历史的持续性。总体来看,讨论这些问题的理论思路经历了从革命话语优先性到市场话语优先性的转向。然而,无论是战争年代抑或和平时期,无论是革命政治批评抑或非革命政治批评,无论是启蒙话语范式抑或反启蒙话语范式,不管历史语境、意识形态观念、理论研究视域、批评话语指向如何变化,中国学界对文学与大众关系问题的解析,始终体现出对精英主义／反精英主义阐释框架的理论回应。在此,如何在理论思路的不断变迁与历史调整中,坚持并践行文学批评的大众原则,成为中国学界的理论难题。第三章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观的实践品格。首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研究面向社会政治现实。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观的研究视域已经超越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本身的问题,其中反映了不同的社会现实,传达了特定的时代情绪,承载了丰富的政治意义,也叙述了不同的政治理念。革命语境中的个人主义话语和集体政治话语,以及市场语境中的生活政治话语,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观的发展动力,也内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观的话语内容。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观研究也面向文学活动的现实,关注以大众为本的文学主张对创作实践的积极介入。这一研究强调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大众的重要性,倡导文学面向现实“大众”,表达“大众”情感和传达“大众”意愿。学界对文学与大众关系问题的思考,不仅改变了自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的创作立场和叙述传统,而且参与了大众的文学形象的历史生成。再则,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观研究还面向文学批评的现实。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创构标志之。现代化视野下中国文学批评的转型,以及全球化格局中国文学批评与西方文学批评的对话,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研究的话语背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观对马克思恩格斯现代人民观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观的继承和发展,及其对中国古典文论“民为邦本”观念的反思,是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研究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的起点。第四章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研究的理论反思,并探讨了拓展其理论研究空间的可能路径。虽然20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其理论困境是不容我们忽视的,例如忽略对启蒙视野中知识分子、大众的身份转化问题的剖析,忽略对文学“大众化”与文学的审美属性、商品属性的内在联系的反思等,由此阻碍了对文学与大众关系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启蒙思想曾在20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启蒙工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指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发展等重大问题,重新认识启蒙精神与知识分子问题,对于正确把握和科学认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观的理论思路,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大众化”的文学主张申明了大众在文学活动中的价值走向和意义指认中的主体性,带来文学与大众关系的历史性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市场语境中“大众化”文学发展的异化趋势,对文学的审美法则造成了一定的侵蚀,带来了文学的人文精神建构的危机。只有客观认识“大众化”自身的贡献与局限,坚守文学的自律原则和审美原则以实现对文学“大众化”的价值立意的有限性的超越,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研究的再发展。总而言之,人民大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大众立场,直面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进程中所出现的相关问题,引导文学创作良性发展以更好满足大众的精神需求,推进时代人文精神和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创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必然选择。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观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学术界并未停留于对外来思想学说和本土文学观念的诠释与归纳,而是在中国现当代历史潮流的裹挟之下,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文学现实与文学批评现实,展开对“少数人”立场和精英意识的反思,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新的历史形势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夯实了理论基础。